【核心提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绝非凭空产生的，它的深厚基础存在于我国丰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在我看来，至少存在如下领域（肯定不止这些），已经可以成为我们探讨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入手处。第一，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第二，人口：从癌症到红利。第三，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第四，破解发展的“双缺口”。此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由于现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很难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些现象更遑论开出救治药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状况，客观上为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由于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事实上同西方经济学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中国经济学家很可能提供中国式的界说和中国式的解决方案，从而使自己跻身世界一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7月8日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不仅再次集中阐述了关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方法和实现路径，更首次面向中国经济学界，提出了“加快培养造就国际一流经济学家”的殷切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并做了专题发言。最近，本报记者就相关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

1、中国经济学家必须牢记根本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您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何体会？

李扬：备受鼓舞，更深感责任之重大。据我记忆，习近平总书记首提“政治经济学”是在2014年7月的经济学家座谈会上。那次会议我也参加了。自那以后，他先后在政治局集体学习（2015年11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2016年5月）上，连续不断地阐释这个命题，强调的重点也从“学好用好”深化为“坚持和发展”，这一次，更增添了“加快培养造就国际一流经济学家”的内容。两年四论，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重视，对中国经济学家期望之殷切。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反复强调了两个要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中国国情，把中国的实践总结好。我以为，以上两点是建立、发展和完善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不二法门；是所有致力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力求对世界作出贡献的中国经济学家必须牢牢记住的根本方向。

2掌握科学方法总结中国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结合中国实际，您认为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应该从何着手？

李扬：一是掌握科学方法，二是总结中国实践。先说方法。

一般而言，方法论指的是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的手段、途径、工具和桥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用科学精神和严肃的学术态度去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问题导向、批判精神、实践第一、探索规律、融通古今、与时俱进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表现。

说到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此次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两次以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为例来说明其重要性，他说：《21世纪资本论》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使用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值得深思”。我体会，在这里，为习近平总书记所称道的方法，就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丰富的历史文献、周全的统计资料、严谨的数理分析和严密的理论逻辑。

说到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当有更多的体悟。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科学方法不断被用于社会实践，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不断赢得民众的历史。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还在上升期的19世纪创立马克思主义，依靠的是科学的魅力；列宁在流亡中写出推翻帝国主义的檄文，靠的是科学方法的穿透力；毛泽东在暗夜如磐的旧中国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领导我们取得全国胜利，仍然靠的是科学方法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运用这种问题导向、实事求是、缜密严谨、鞭辟入里的科学方法，深入、系统探究社会经济发展之“所以然”，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创立并征服了世界。

我认为，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界“必先利其器”，首要的是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学风和科学方法，张扬科学的大旗。

3从成功实践入手是唯一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否已经具备了上升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李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绝非凭空产生的，它的深厚基础存在于我国丰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鉴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从我们的成功实践入手，将这些实践经验总结上升为理论体系，是发展我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唯一路径。

在我看来，至少存在如下领域（肯定不止这些），已经可以成为我们探讨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入手处。

第一，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国际经济学界一致认为，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工业化是三千余年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因此，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是因为那里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换，是通过非暴力的“光荣革命”实现的，继而实行了宪政，在意识形态上，则归功于启蒙运动，等等。

这是一个我们应该研究而且可能产生世界影响的论题。按世界标准，中国的传统工业化已基本完成，但我们显然走的是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暴力革命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步步发展过来的。我们实行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我们的工业化既有如改造国有经济、推行“承包制”的体制变化，也有维持全民所有制、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等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积极作为、人民的自主创造、国有经济的有效转型，构成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抽象概括出其中的成功要素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我们必定可以对世界的经济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而且，这一贡献还将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具有借鉴意义。

第二，人口：从癌症到红利。

近两年来，人口红利是人们讨论的热点之一。意思大约是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机制层面而论，靠的是收获了几种红利，其中，人口红利的作用最大。然而，我这个年龄段的研究者都刻骨铭心地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构成我国人口红利必要条件的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人口结构的年轻化，是被众口一词地判定为中国经济发展之“癌症”和“死荷重”的。当年的癌症如何转圜为如今的红利，转变的技术条件、决定要素、关键环节和内在逻辑等，显然具有极大的挖掘价值，由此形成的系统化理论体系，将向世界，特别是向广大亚洲和非洲国家，作出无与伦比的贡献。

第三，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公民社会不得不忍受的负担。理想的情况是，政府越小越好，其功能最好也仅限于“守夜”。与此对应，从“单个的人”出发，基于所谓“理性人假设”，伴之以“看不见的手”，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庞大体系得以建造并发展起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自古以来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因此，在中国，“良治社会”所需要的不是小政府，而是好政府。任何不怀恶意的人都承认：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密钥”。但是，囿于西方经济学，很多人在极不情愿地承认这一事实的同时，却都认为，这只是某一发展阶段的情况，一旦越过这一阶段，中国还须向“小政府”、“守夜政府”退却。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理论，就连那位曾妄言“历史终结”的福山先生最近也在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中指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而且三者缺一不可。”

全面总结中国五千年治国理政之独特经验，认真从体制机制角度分析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构造一个从全局利益出发、阐述良治社会下有利于促进政府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行为规范，再进一步构造出一个政府、企业、居民各守其责、和谐共处的体制机制，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

第四，破解发展的“双缺口”。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门大的分支，专门研究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双缺口”理论，说的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普遍存在两个制约其发展的缺口：一是在内存在储蓄缺口，二是对外存在外汇缺口。因此，破解此“双缺口”，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并最终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关键。

这次危机证明，虽经长期、大剂量地服用西方经济学的“药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双缺口”依然故我，终须仰发达经济体之鼻息的状况仍未获得改善；全球经济衰退的长期持续，依然宿命般地使发展中国家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然而，人们在叹发展中国家之不幸的同时，也都信服地承认：自1994年开始，中国便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摆脱了“双缺口”的束缚。正是依凭充裕的国内储蓄，中国经济如今才可不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外溢性冲击，“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在这个过程中，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由国内向国外（全球化）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长期并存、互相支撑，既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的前提条件，也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构成这种发展模式得以维持的基础。这是一个世所公认的奇迹。认真总结这个奇迹，势必能形成一套极具说服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这套学说，一定能对后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4为全球经济发展难题提供中国式解决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我国以及全球经济发展均遇到了大量新问题，分析、解决这些问题，是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座谈会上也对培养国际一流经济学家寄予厚望，您认为学界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李扬：是的。此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诸如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千年不遇的低利率（负利率）局面，投资小于储蓄态势长期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持续下降，以及人口结构恶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失效，等等，都是人类社会数百年来未曾遇到过的。由于现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很难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些现象更遑论开出救治药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状况，客观上为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由于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事实上同西方经济学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中国经济学家很可能提供中国式的界说和中国式的解决方案，从而使自己跻身世界一流。

但是，机遇是降临了，能否抓住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则是另一回事，这对我们的的确确构成了严峻挑战。老实说，我们当前面对的问题都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需要有基本理论的创新，而想要在基本理论上产生创新性成果，殊非易事。说到根本上，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尖锐指出的那样，是尚未提炼出“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因此，中国经济学总体上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毋庸讳言，要克服这些根本性缺陷，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经济学家做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的阐述最为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因此，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我以为，只有认认真真、不打折扣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指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能形成并对全球产生影响，中国的经济学家方能在世界争得一席之地。

原题：坚持马克思主义 总结中国实践——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