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银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 |
| 2017-10-31 |
摘 要： 在企业层面上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并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是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载体和微观基础。我国企业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积极效应已到尽头, 需要依靠创新谋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和更高附加值, 具体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二是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三是在全球价值链加工组装环节延长价值链, 由低端变为中高端。实现这些转变的必要条件是自主创新, 产生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并且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 这不仅需要创新的技术高人一筹, 还需要商业模式创新。 关键词： 创新驱动; 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 与美欧等部分发达国家正在推进的保护主义的逆全球化相反,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扛起了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大旗。过去中国是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化, 现在中国的开放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将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方式推动全球化。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意味着参与并主导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其中包括共同构建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本文的研究指出,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还需要有全球价值链这个载体。只有当中国的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中国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 中国才可能在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针对全球价值链, 已有的研究强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技术落后, 只能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 也就是依靠廉价劳动和资源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有的研究以“低端锁定”的概念来说明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现状。本文明确认为, 我国所处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地位面临着“低端锁不定”的问题, 亟待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并且形成若干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而要做到这点, 需要创新驱动, 不仅需要科技创新驱动, 还需要商业模式创新驱动。 一、全球价值链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载体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我国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际上有两个层面。一是在国家层面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 通过参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投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 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二是在企业层面上, 参与产业的全球价值链, 掌握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控制市场渠道, 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也就居于全球价值链主导地位。这两个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相互依存:国家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为企业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宏观环境, 克服制度障碍;企业层面的经济治理则为国家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经济基础。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全球经济治理都强调合作共赢, 但两个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所要遵循的原则是不尽相同的:国家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遵循的是公平原则;企业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遵循的是效率原则。两者互为补充和依靠。 全球价值链能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载体是其具有的跨国投资、生产和贸易的跨国链条和网络决定的。形成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过去的国际分工强调的是产品间的国际分工, 也就是各个国家按其比较优势进行产品生产的分工。最著名的是赫克歇尔和俄林的H-O理论, 强调发展中国家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 后者依靠其资本和技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居主导地位, 前者则处于从属地位。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现阶段的突出变化是, 国际分工发展为产品内分工, 即同一种产品不完全在同一个国家生产, 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布局产品的生产、流通和营销环节, 并且形成中间品贸易即产品内贸易, 相应的形成连接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 全球价值链涉及的是产品的研发、生产、服务和销售在全球多个国家布局, 并不是所有产品都需要和能够作出这种跨国布局的。能够作为全球价值链布局的产品一般是科技含量高, 市场需求大并且较为稳定的产品。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在全球布局, 是要吸纳和整合全球最优资源和市场。在哪个国家布局价值链的何种环节, 就看该地能否为特定的环节提供最合适的资源和配套条件。因此, 一个国家的产业水准和产业竞争力, 很大程度上看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或阶段、有多少条以该国为主导的产业的价值链在全球布局。 全球价值链本身就有治理问题, 指的是价值链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以及价值链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谁来治理全球价值链?是处于总体设计和集成环节的、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控制市场渠道的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也就在实际上参与了全球经济治理。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就是依靠其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维持其全球经济治理者地位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这种地位, 我国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载体是全球价值链, 如果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就要取得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 也就是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 尤其是高端环节。 当代国际竞争突出表现为全球价值链竞争。一方面是全球价值链之间的竞争, 如在智能手机领域, 就有苹果手机价值链和三星手机价值链之间的竞争。其决定性因素是各自在相应布局的地区所能获取物质、技术和人力资源的能力和市场的范围。现实中不同价值链竞争中的优胜劣汰非常明显, 就如摩托罗拉的手机被赶出市场, 其整条价值链一下子就消失。另一方面是全球价值链内部的竞争, 表现为争夺其中的主导地位和高附加值环节的竞争。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研发和营销环节两端, 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因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主导地位。跨国公司依靠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和掌控地位所形成的核心竞争力占据了国际竞争制高点, 并且通过对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在各个国家进行深度分解和全球资源的不断战略组合, 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 全球价值链环节进入各个国家是要获取最合适的资源和市场。因此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取的利益显然更大。长期以来, 主导全球价值链的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正像发达国家推进经济全球化离不开全球价值链一样, 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也要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融入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嵌入全球价值链虽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但从自身发展的需要, 需要通过进入全球价值链获取新技术、新产业, 加快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相当一部分现代工业尤其是新兴产业基本是在进入全球价值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发展新产业的最初路径是引进外商投资企业即引入全球价值链。这可以说是发展现代新产业的起步。 既然当代国际竞争表现为全球价值链竞争, 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就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以来, 欧美国家长期处于经济衰退和低迷状态, 由此带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整体放缓。与欧美经济衰退相伴, 以美国为代表的再工业化和保护主义实际上是反全球化的。特朗普上台后实施“美国优先”的投资和贸易政策, 最典型的是美国通用在墨西哥建厂被叫停。与此相反,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 欧美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正在被打破, 在许多产业领域发达国家所占据的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较高的地位已经和正在被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占领。而且, 面对盛行的保护主义, 分布在各个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可能成为躲避相关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路径。 与此同时, 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 产业创新速度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几乎同时进行。由此推动的全球价值链发生结构性变化:第一, 在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 尤其是“互联网+”在全球范围的推广, 产品的全球价值链由封闭转向开放, 在互联网平台上不可能阻碍在已有价值链之外的企业的进入, 尤其是智慧化、个性化和定制化进一步会突破价值链的封闭性。第二, 在开放式创新推动下, 全球价值链成为创新链。由于各个国家特别是所在价值链环节的企业创新能力和推动创新的力度的差别, 全球价值链在各国间分布的增值环节的固化已经被打破, 进入价值链的企业进行梯度性转移和攀升成为常态。第三, 全球价值链在各个国家的布局调整和重组加快, 原因是全球价值链在各个国家的布局的标准是在该地获取最适合价值链需要的资源。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个国家经济条件和环境及相应的资源供给条件都在发生变化,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供给已不适合原有价值链分布环节的需要, 如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的变化, 价值链分布环节的调整就不可避免了。 经济全球化的新态势以及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变化为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提出了参与并主导全球价值链的经济治理的要求和机会。既要在所参与的全球价值链中攀升中高端, 又要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以全球价值链走出去的思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能够从产业层面支持国家层面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全球价值链的这种新整合, 不只是对中国发展重要, 而且可以为世界经济输入新的活力。一带一路上的沿线国家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 它们对中国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配置和重组有不同的需求和承接能力。这正是在不同国家配置不同价值链环节的重要条件。 二、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需要跳出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陷阱” 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不能只有参与全球供应链的概念, 需要有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也就是需要考虑所进入的供应链环节的附加值和在价值链中所处地位问题。 跨国的产品研发、生产和营销的链条之所以称为全球价值链, 原因是在不同国家布局的各个环节因所利用的资源差别以及在其中所处地位的不同有不同的附加值。一般的理论是, 在附加值坐标上, 各个环节的附加值呈现U形状。处于U形曲线下端的加工装配环节附加值最低, 处于U形曲线两端的研发设计环节和营销服务环节附加值最高, 在加工装配环节前端的精密加工环节, 处于加工装配后端的物流环节的附加价值都明显高于加工装配环节。 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的附加价值差别是怎么形成的?概括起来有三个因素。一是不同环节上劳动的复杂程度不同。马克思研究分工时指出:“因为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 有的比较复杂, 有的比较低级, 有的比较高级, 所以他的器官, 即各个劳动力, 需要极不相同的教育程度, 从而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 (马克思, 2004:405) 。这就是说, 价值链不同环节所要求的劳动力的复杂程度不同, 劳动技能不同, 相应的就有各个环节附加价值差别。二是谁在价值链上拥有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 谁就在其中居主导地位。因此研发环节有高的附加值。三是谁能控制市场渠道, 谁就在其中居主导地位, 有高的附加值。因此营销环节具有高的附加价值, 起作用的是品牌价值和商业模式价值。长期以来, 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之所以大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 原因就在于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 缺乏叫得响的品牌, 劳动力的复杂程度和技能低, 只能进行低附加价值的低端加工装配, 只能贴牌生产。说到底还是创新能力弱。 全球价值链基本上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的。我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初期的主要方式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其路径是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由于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在国外的价值链主导者那里, 我国主要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进入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 其中包括以加工贸易方式嵌入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 以代工贴牌等方式进入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突出表现是加工贸易增长迅速, 其占进出口贸易的比重高的时候接近50%, 常年在1/3以上, 其中80%来自外商投资企业。 应该说,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现代产业的起步阶段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从而吸引全球价值链的进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外商投资企业带来的是高科技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上外商的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与我国劳动力、土地成本、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结合, 使我国迅速融入全球生产网络, 成为面向全球的低成本加工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由此产生两方面效应。一方面国外先进技术和中国廉价制造结合的产品风靡全球, 全世界包括美国消费者都从中国的低成本制造中得到了福利。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的企业进入的环节基本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高产值、低收益, 但也确实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其中最大红利是借助全球价值链承接了先进制造业的转移。包括20世纪80年代中期承接机械设备、电气装配业;90年代中后期大量承接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技术含量较高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进入新世纪后承接反映新科技革命的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产业。我国的企业在进入全球价值链后, 通过边干边学、模仿创新, 消化吸收再创新, 科技和工业化水平也得到了明显提高。大大缩短了我国发展诸如轿车、电脑、集成电路、飞机等高技术产业的时间, 并且在一些领域形成了足以替代外国品牌的自主品牌的产品, 如华为通讯、格力电器、海尔家电、联想电脑等。 我国的开放型经济进行了30多年后的今天谈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就不能停留在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水平上。学术界曾经以“低端锁定”的概念来指出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风险。本文的研究将要进一步指出“低端锁不定”的风险。 基于比较优势的附加值分析, 我国的制造业产品总量已居世界首位, 但相当部分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高科技产品的中国制造部分处于价值链低端, 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环节不在我国的居多, 中国创造部分少, 品牌也是用外国的多。即使是制造环节在价值链上也可以分低端制造 (加工组装) 和中高端 (零部件制造) 制造环节, 两者的附加值差别很大。最明显的案例是:苹果手机, 美国设计和拥有, 其多数元件在其他国家制造, 在中国组装。在苹果手机的批发价中, 日本、德国和韩国分别获得37%、17%和13%的价值, 而我国只有3.6%。同样是加工制造, 日、德、韩能比中国获得更高的附加值。这种附加值差别实际上是技术、管理和劳动技能水平的差别。 基于比较优势的资源禀赋分析, 已有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已不具有优势。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是建立在低价格基础上的。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是劳动力和土地供给已明显趋紧, 成本大幅度上升, 环境标准约束也大为严格。随着这些要素的充裕度降低, 相对劳动力价格, 劳动生产率不具有优势;相对土地价格, 土地生产力不具有优势。这意味着劳动力和资源环境不再具有比较优势。这种趋势已经从外商投资在我国的流向得到反映:一些原先落户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先后撤离转向中西部地区或东南亚国家, 与此同时, 当地的企业也有低端环节向外转移的要求, 撤出的基本上都是主要利用当地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低端制造企业, 其所在地区劳动工资和地价上涨已不符合所在地的价值链需要, 撤离是必然的。显然, 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环节已经锁不定了。 基于劳动价值论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上都有劳动, 处于劳动密集的制造环节上劳动的附加值低, 指的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劳动创造的价值低于处于中高端环节劳动创造的价值, 这不仅是因为劳动复杂程度和劳动技能的差别, 还因为在不同环节上与劳动结合的技术等要素的差别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就是说, 在低端环节上投入的劳动再多, 也不具有价值链优势, 这是勤劳不富裕、高产值低收益的原因。 以上分析表明, 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红利明显趋减, 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已到尽头。这就是说, 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环节难以为继, 只靠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环节, 客观上已经锁不定, 其自身发展战略也提出改变低端锁定的要求。现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增长速度转向中高速, 新常态对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出的要求, 由追求数量增长转向附加值的增长, 相应的对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提出的要求是, 跳出“比较优势陷阱”, 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纵向分工体系中的不利地位, 依靠竞争优势克服价值链的低端锁定, 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这就要求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发挥资本和技术的作用, 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三、以竞争优势为导向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当代国际竞争突出表现为全球价值链竞争, 全球价值链之间的竞争是其重要表现。长期以来, 全球价值链基本上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 我国的企业只能是参与其中。现在我们不仅要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更要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迅速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源。中国目前所达到的国际经济地位以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呼唤建立以我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面对近来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 更需要推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的优势产业价值链走出去。以我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竞争, 能够获取更大的全球化利益,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开相关国家的保护主义, 并且开发全球生产要素和市场的潜在价值, 极大地释放全球生产力。 我国之所以能够明确提出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目标, 客观条件是, 传统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失去的同时, 新的超越比较优势的竞争优势已经显示出来。根据全球价值链的附加值U型曲线 (微笑曲线) , 在全球价值链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条件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U型曲线的两端:一端是凭借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而处于研发和设计环节, 另一端是凭借品牌优势和市场渠道处于物流和营销环节。居于全球价值链的这两端, 就可以建立起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从进入研发和设计环节的条件分析, 第一, 我国已经拥有了一批在世界上处于前沿的具有竞争优势并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高科技及其产品, 如高铁、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 工程机械等, 也包括服装、家电等传统产业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2016) 。第二, 30多年的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发展, 高科技产业的服务和配套明显改善。第三, 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开放型制度和政策优势更加明显, 特别是随着中国产业的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以及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形成, 外资进出中国将更加方便, 经营活动更有法律保障。这为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外资企业尤其是其研发环节进入提供了制度条件。第四, 虽然中国的劳动成本上升, 但是劳动成本上升同人力资本增加是一致的。中国劳动力拥有比过去更高的人力资本存量, 意味着全球价值链中中国所处的位置可以向需要更高人力资本的环节提升。 从进入营销和物流环节的条件分析, 第一,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规模以及仍然处于世界前列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任何一个全球价值链都要追求的, 尤其是我国规模巨大的中等收入者的需求与新兴产业的供给是一致的。第二, 近年来兴起的以阿里巴巴和京东为代表的中国电商依靠“互联网+”提供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全球营销网络, 有条件在技术上打破国际采购商的垄断, 如2015年到2016年的“双十一”巨额外国和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入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在世界范围流通。第三, 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为中国的企业攀升居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国际营销环节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 催生国际营销网络的中国领导者。 以上超越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 实际上是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成为我国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内生条件。其外生条件就是, 当前世界的科技和产业创新的环境是开放的, 全球价值链也是开放的, 不可能阻碍全球价值链环节的进入和退出。关键看一国产业的竞争力。这样, 拥有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的优势产业走出去, 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其为主导的价值链走出去。 以下以C919大飞机为例来说明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形成的机理, 虽然目前C919才完成试飞阶段, 尚未进入批量生产。 其次, 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竞争力体现在哪里?面对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竞争, 产品的所有零部件不能都由我国制造和供应, 需要在全球布局。其导向是竞争优势而不能是比较成本。以C919为例, 机头、机身、机尾等中国制造, 发动机、通信导航系统、刹车系统等关键部件世界采购, 大都来自美国的公司。这意味着进入C919的各个零部件都是采用国内外名牌供应商的。只有这样, 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在国际市场上才有竞争力, 得到世界的认可。这表明, 基于中国设计和研发、自身的系统集成能力和中国营销这个制高点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布局, 与下面要讲的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转移方向不同, 更为关注供应环节的科技水平, 偏向与发达国家供应商的布局。 提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全球布局的思路在于建立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链, 不仅设计方案、集成创新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而且加入价值链的零部件供应商也必须是世界先进水平。正如苹果手机, 美国设计, 零部件全球采购, 实现高科技的集成。当然, 随着中国科技和产业水平的提高, 在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中, 会有越来越多的关键技术的零部件国内制造和配套。 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另一个方面是谋求在采购者驱动的价值链的主导地位。谋求采购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的基本条件是掌控市场渠道和品牌优势。长期以来, 在采购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居于垄断地位的是沃尔玛之类的国际采购商。沃尔玛掌握从采购、运输、仓储、销售等供应链多环节, 占据全球流通供应链顶端, 2002-2016年11次居财富世界500强首位 (杨达卿, 2013) 。长期以来我国被国际采购商采购的商品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而且相当多的是贴外国品牌, 不仅价格便宜而且所获的附加值更低。 现在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电商依托“互联网+”平台, 通过跨境电子商务打破沃尔玛等采购商垄断, 可能成为面向全球的全球价值链主导者, 这也为我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跨国布局提供了条件。虽然采购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和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是不同的价值链, 但两者可以相辅相成, 相互支持, 以取得采购商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支持攀升生产商全球价值链的营销环节。在这里需要改变传统的认为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只是针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观念。技术密集型产品同样也可以进入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科技创新基础上提供成本更低、更绿色化的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就会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四、依靠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 为什么我国的产业升级要提出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目标?原因是在当前的全球化经济中, 大部分处于前沿的主导性产业都形成了全球价值链。能够进行全球价值链布局的产业实际上成为我国发展现代产业的参照系。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是达到科技和产业先进水平的国际标准。而且全球价值链上的产业起点高, 依靠学习和研发来谋求竞争优势本身就包含在竞争优势的理论框架内。在价值链上便于学习, 有条件消化吸收再创新。因此, 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不应脱离全球价值链。目前处于加工组装之类的低端环节进行产业创新, 主要目标是依靠创新进入所处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 价值链低端环节攀升中高端固然不乏一步登上处于顶端的研发和营销环节的案例, 但更多的还是一步步向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攀升。价值链附加值的U型曲线中的竖线不是直线, 在处于底部的加工组装环节向两端向上延伸时, 左边向研发和设计环节延伸其间包括多种零部件、元器件的加工制造;右边向销售环节延伸其间包括物流、服务等环节。两边向上延伸所经过的环节与底部的组装环节相比, 都需要更高的技术和劳动技能, 其附加值会更高。如在加工组装环节左边的关键零部件, 如汽车、飞机的发动机, 半导体的芯片, 手机的智能系统等, 右边的“互联网+”提供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都处于更高的价值链环节, 是攀登价值链中高端的方向。 瞄准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进行科技攻关是推进产业创新的有效路径。攀升价值链中高端实际上是对全球价值链现有中高端环节的替代, 所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是, 有自主知识产权, 其替代的生产环节 (如更精密的元器件) 在技术上符合该价值链标准, 甚至比它更高, 成本更低。就如福耀玻璃替代了多种外国品牌轿车组装对轿车玻璃的进口, 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价值链更上一级环节的认可, 并能得到下一环节的订单。这对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承担创新并替代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 不只是限于已经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 价值链外的企业也要参与。一方面是链内的, 即在已经布局在我国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通过学习和再创新掌握处于其前端的关键技术;另一方面是处于链外的企业瞄准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进行研发和创新。掌握了这些核心技术, 就进入了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这里特别要指出链内和链外创新力量的协同创新。现有的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组装企业固然是直接的创新者, 但仅仅依托他们还是不够的。在国内科技和产业创新的背景下, 处于价值链低端组装环节所需要的配套元器件国内企业也能制造。加工组装企业与这类企业协同创新, 制造出达到并超过价值链技术标准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元器件、新产品替代价值链上的进口品, 可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也会影响进口战略的调整。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产品内贸易表现为, 处于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所需要的零部件和元器件一般都需要进口处于国外的价值链上的中间产品, 这在外贸中称为中间品进口。依靠科技水平的提升, 我国的企业进入技术和质量要求更高的元器件制造环节并被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采用, 就出现另一种进口替代, 即价值链环节的替代, 替代处于中高端环节的中间品进口。 既然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涉及的是价值链替代, 这个替代过程不可能靠过去的模仿创新就能实现, 不仅如此, 在价值链中替代的技术决不是模仿的技术。只有自主创新的比所处价值链高端的环节的原有水准更高, 才有能力替代它, 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攀升。因此中高端环节技术的攻关, 更需要大学和科学家的介入, 这需要进行产学研的协同创新。 全球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附加值差别归根到底还是人的能力和素质的差别。因此, 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核心是人的素质和能力的攀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 改变低人力成本战略。攀升价值链中高端依靠的不再是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时的低劳动成本优势, 而是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优势。这种优势需要在创新投入中创造, 其中包括以高薪引进和培养进入价值链中高端的高素质科技人才, 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和高技能劳动者。第二, 推进管理创新。研究发现, 处于价值链中高端的精密度更高的元器件的研发技术有相当一部分我们也能掌握, 问题是进入这些环节的劳动者素质跟不上, 根本原因是管理不科学不严格。只有严格的管理才会有一丝不苟的工艺, 才会有高精密度的元器件。因此进行管理创新, 尤其是加强质量管理是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保证。 我国现阶段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和布局全球价值链与过去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一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现代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在世界范围已经布局完毕, 就如列宁当时分析帝国主义特征所说的列强分割世界已经完毕, 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要能进入其已经占据的位置必然要遇到在位者的阻碍, 打破垄断更为困难。二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在推行多年全球化基础上又祭起保护主义大旗, 反对自由贸易, 强化高技术垄断, 最明显的例子是2016年美国阻碍福建宏芯基金收购德国芯片制造商爱思强公司。很显然, 中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际上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布局的全球价值链的夹缝中生长。 成功的创新不仅要靠领先的技术, 而且还要出色的商业模式相辅。原因是:发现一个新市场需要以相应的商业模式去开拓和扩大, 创新一种新技术需要同时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被看作是通过开发商业模式和技术来创造新价值的能力。创新成功的企业一般都能平衡好创新中的技术改造和商业模式的改造这两方面的工作 (托尼•达维拉, 2007:50-73) 。从价值链的视角来看, 商业模式创新就是对整个价值链实施延长、分拆、外包、出售和整合方式的创新。 以资金投入购买和研发核心技术, 收购处于中高端环节的企业和研发机构。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 一批处于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企业不景气, 提供了并购的机会。现实中已经有些本来处于中低端环节的企业并购该价值链上的研发机构, 就一跃登上价值链的高端的成功案例。第二是利用市场的力量优胜劣汰。其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是实施品牌战略, 依靠创意、技术、诚信和品质创自己的品牌, 在竞争中替代外国品牌。第三是利用“互联网+”提供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打破全球价值链上在位者的垄断。 五、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也能转向中高端 面对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变化, 我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已不具有优势, 与此相应, 我国长期以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处于其低端环节的格局不可能再持续, 不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低端锁定”, 而是存在着低端锁不定的威胁。我们注意到近期外资在中国的投向以及全球价值链在中国布局相应作了调整, 有一部分依赖劳动和土地资源的外商投资撤出劳动和土地成本日益上涨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与此同时, 新增外资主要进入科技含量高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据商务部数据, 2016年1-10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9.1%, 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90.2%, 高技术制造业中医药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92.3%和87.5%, 新设立投资总额超过1亿美元的大型外商投资企业近600家, 大多集中在新兴产业及高科技行业。外资的这种新流向倒逼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制造环节加快转型升级。 一是以比较综合成本优势替代比较劳动成本优势的概念。长期以来比较成本优势仅仅是指劳动、资本、技术, 土地等资源。相应的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成本优势主要是劳动力便宜的优势, 其发展的产业就是劳动密集的制造业或制造业环节。现在劳动力成本大大提高, 是否意味着不适合发展制造业?根据曹德旺的中美制造业比较成本说, 中国工人工资比四年前涨三倍, 但仍比美国便宜。但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 美国电价仅是中国的一半, 天然气价格仅是中国的五分之一, 加上当地政府补贴, 所以购买厂房基本没花钱, 劳动力成本高的问题可用自动化设备来替代。若把其他优惠条件都考虑在内, 曹德旺评估, 美国的总利润比中国“多百分之十几”。这说明制造业的比较成本不只是指劳动成本, 应该是比较综合成本的比较。也就是说, 影响制造业成本的还有劳动价格以外的因素, 如电价, 天然气价格、物流价格、税负等。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会建到劳动价格更高的美国去。反过来也说明我国的一些加工制造环节面对劳动成本增加的压力, 可以寻求降低其他成本的道路。这就是在降低税费及能源价格等方面降低制造环节的综合成本。 二是制造环节的劳动力可以被机器人替代。面对劳动成本的增加, 以使用劳动力为主的加工组装环节的附加值会进一步降低, 甚至无利可图。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的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新技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换人。就像富士康这样的原先在苹果手机组装上聚集大量劳动力, 现在也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代替。这不仅可降低劳动成本, 增加附加值, 还可能因智能化制造环节在技术水平上进入中高端。这意味着依靠智能技术加工组装环节也不再低端。 三是加工制造环节也能进入价值链中高端。人们一般认为, 缺乏关键技术的加工组装环节是价值链低端环节。现在, 依靠创新, 这个环节仍然有条件进入中高端。首先, 不同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有不同等级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同是加工组装环节, 更高端产业价值链的加工组装环节可能比其他产业价值链的加工组装环节更高端, 原因是它所需要的劳动的人力资本会更高。这意味着利用较低劳动技能的价值链环节撤出的同时, 可以吸引需要较高人力资本的新的更为高端的全球价值链的加工组装环节进入。其次, 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加工组装企业, 可以利用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掌握的技术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价值链, 从而成为新的价值链“链主”。其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全球价值链上消化吸收再创新, 创造自己的品牌, 在国内外寻求零部件配套进行系统集成, 建立自己的营销和物流中心, 由此进入新的价值链的中高端。就如加工组装奥迪轿车的企业, 成为自主品牌红旗汽车的“链主”, 形成新的价值链。二是延长价值链, 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 自身成为总部和物流、营销中心, 从而成为延长的价值链中的中高端, 成为价值链的“链主”。在土地等资源供给达到极限的条件下, 价值链低端环节转移能起到腾笼换鸟的作用, 为产业转型升级腾出空间。企业可以腾出精力致力于核心竞争优势的环节的经营和新技术研发。 一般说来, 价值链低端环节延长价值链一般是向相对落后的地区和国家转移。一带一路沿线的某些国家 (特别是东南亚和中亚国家) 具有明显的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现在正步入增长阶段, 融入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 具有承接国外生产能力转移的需求生产能力。这相当于我国当年发展外向型经济时期的状况。最为明显的例子是无锡在柬埔寨建的工业园, 转移了国内一批劳动密集型产业, 带动了柬埔寨的工业化, 同时也带动整个价值链的进入, 其发展效应非常明显。 六、结论和建议 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 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视角研究中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二是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低端环节的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 三是在现有的价值链低端环节上通过机器换人和延长价值链等途径成为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 中国企业以价值链走出去, 这个发展机会不只是给中国的产业, 也是给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和地区的。无论是低端环节的转移, 还是以我为主的价值链的布局和延伸, 都能使所在国家得到全球价值链的红利。 服务被看做是全球价值链的“黏合剂”。现实中, 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中、高端与服务要求正相关, 处于价值链的环节越低, 所需要的服务越少;处于价值链的环节越高, 所需要的服务越多, 服务层次也越高。这意味着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离不开服务层次和水平的提升。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 如交通、通讯、金融、分销、物流和商业服务等。从这一意义上说, 生产性服务业本身就属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产业。在知识经济背景下, 攀升全球价值链所需要的知识资本的作用就依赖于一系列的创新服务, 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大数据、云计算、研发等方面的创新服务, 也包括知识传播及对劳动者技能与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服务。所有这些与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相适应的服务业发展并不是攀升中高端的企业都能及的, 需要社会范围的努力, 包括金融资本的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 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走出去, 需要服务业配合共同走出去, 甚至要求服务业先行走出去。 总而言之, 扛起推动经济全球化大旗的中国, 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通过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途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另一方面在企业层面上依靠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不仅能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取得制度性话语权, 而且能够重振世界经济的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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