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代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被迫打开国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面对这种情况,我国的经济治理思想也以如何提高国家实力,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际为主要内容,这使得这一时代的经济治理思想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以提高国家工业实力,实现本国工业化为主题；第二,重视对旧制度体系的革命和新制度体系的建设,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前提和保障；第三,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大力吸收国外先进科技与文化。在当代,这些思想仍然对我国如何防止经济“脱实向虚”,促进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推动对外开放战略继续深入进行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作者简介：景维民,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转型经济研究；;裴伟东,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转型经济研究。;

收稿日期：2019-09-11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90028);

Abstract：

Following the Opium Wars, China was forced to open its doors by imperialist aggression and gradually became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Having faced these circumstances, China's economic governance thinking focused on how to improve state strength in order to save the nation. As such, thinking on the economic governance of this era embodie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1) taking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industrial strength and the achievement of domestic industrialization as the theme;(2)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revolution of the old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system to provide pre-conditions and guarante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3) adhering to the absorption of advanced foreig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to achieve independence and opennes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hese ideas remain significant and beneficial on how to prevent the“deviation from the real economy”,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as well as furthering the opening-up strategy in depth.

Keyword：

Thoughts on Economic Governance; Real Economy;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pening Up;

Received： 2019-09-11

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断探索能够促进国家富强的道路，并逐渐认识到只有拥有强大的工业实力才能实现强国富民，从而抵抗列强的侵略。为此，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都提出了自己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治理思想和主张，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但这些思想和主张最终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遭到了失败，有的甚至未能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了自己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治理思想，并凭借着强大的执行能力将这一思想具体贯彻下去，真正开启了中国全面工业化的时代。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已经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为之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我国的经济实力与过去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前人的某些经济治理思想仍然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中国近现代经济治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1840年之前，中国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拥有独立主权的传统封建专制国家。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该条约涉及割地、赔款和通商等事宜，并向英国让渡了一部分国家主权。《南京条约》的签订，让其他西方列强闻风而来，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启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程。西方列强在《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这并没有让它们得到满足。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列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诸多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列强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被更深地卷入到资本主义的运行体系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清政府的朝廷被迫逃离北京，给清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刺激，使其开始寻找增强国家实力的办法。曾国藩提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1为此，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打出“自强”“求富”的口号，向列强购买军事武器，兴办工业，并向外国派出留学生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洋务运动的开展，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早期的工业化，为中国未来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部分基础。但洋务运动毕竟是在不触动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开展的，其创建的企业受到大量封建势力的阻挠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始终无法正常地成长起来。随着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由洋务派兴办的大量军事工业失去了政府的扶持，迅速地衰败下去。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该条约中，日本提出了让清政府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割让辽东半岛（后因列强的压力被迫放弃）、台湾列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等领土；赔偿军费两亿两白银；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等要求。《马关条约》的签订极大地刺激了列强对中国的贪欲，英、法、德、日、俄等国陆续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对这一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强烈感到只有变革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从而免于列强的压迫。在戊戌变法之前，他们就组建了大量学会讨论富强中国之法，其中的重要代表有强学会、南学会等。他们还利用报纸等宣传阵地大力鼓吹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为推行变法作舆论准备。1898年，光绪帝依据康有为的奏折，颁布《定国是诏》，开始进行戊戌变法。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十分弱小，在面对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时，维新派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压制。在这种情况下，戊戌变法中的很多政策根本无法推行。之后，随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反扑，戊戌变法最终失败，变法中的绝大部分政策都被废除。民族资产阶级希望借助封建朝廷的力量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愿望失败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虽然资产阶级改良派又试图通过其他方式对清朝的政治制度进行变革，但都遭到了失败，清政府的统治也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打击下摇摇欲坠。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的统治随之土崩瓦解，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于1911年12月25日成立。资产阶级原本希望在推翻封建制度后能建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环境，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但现实并不如他们所愿。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废除了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并颁布了许多鼓励民族工业发展的新制度。但由于革命党人无法掌握国家政权，也就无法全面消除经济社会中的封建制度残留，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体系，这给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障碍。而且，由于革命党人为了避免西方列强的干涉，在政权建立之初承认了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这意味着中国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的身份，列强仍然可以利用其在中国的特权攫取原材料并倾销商品，从而使民族资本面临的状况与辛亥革命前并没有大的改变，发展举步维艰，导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落后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国民政府垮台也没有得到改善。

到新中国建立之时，由于长期饱受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阻碍，再加上连年战火的摧残，我国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从农业的发展状况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粮食的最高年产量曾达到过2774亿斤，棉花总产量则为1698万担。而到了1949年，在接连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后，我国粮食产量降到了2162亿斤，棉花产量降为889万担，平均每亩的产量则分别只有142斤和22斤。2除此之外，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最高产量相比，其他重要农产品的产量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黄麻红麻产量从10.9万吨下降到3.7万吨，茶叶产量从22.5万吨下降到4.1万吨，牛羊等大型牲畜数量从7151万头下降到6002万头，生猪数量从7853万头下降到5775万头。3

同时，我国的工业生产也遭到了极大破坏，与新中国建立前的最高产量相比有巨大的下降，其中，原油产量从32万吨下降到12万吨，煤炭产量从0.62亿吨下降到0.32亿吨，发电量从60亿千瓦时下降到43亿千瓦时，盐产量从392万吨下降到299万吨，钢产量从92.3万吨下降到15.8万吨，铁产量从180万吨下降到25万吨。4上述这些工业产品的产量大多只有美国产量的几十分之一或者几百分之一，其中原油的产量甚至只有美国的二千分之一。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在1949年的总人口超过了5.4亿，而美国的人口则约为1.4亿，这就使得我国的人均工业产品数量相对于美国来说更加稀少。除了在工业产品的总产量上落后于世界主要国家之外，我国工业部门的技术水平也十分落后。从工业结构来看，我国的工业主要集中于采矿业和冶金业，机器制造业的占比很低，仅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千分之一。5而在机器制造业中，大的机械制造厂很少，大部分都是小型机械制造厂。这些机械制造厂主要从事的并不是机器制造，而是机器的修理和装配。资料显示，在1946年到1947年间，上海登记注册了708家机械制造厂，其中的四分之三专门从事机器的修理和装配，而兼营机器制造的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6国内工农业极度落后的状态，要求新政府尽快恢复国计民生，并带领全国人民走上富强的道路。

二、中国近现代经济治理思想的特征性内容

由于近代以来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使得我国的经济治理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以提高国家工业实力特别是重工业实力为主题。人们认识到国家工业实力的落后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因此我国在这段时间的经济治理思想是以如何推动国家工业化，并以此为基础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强大和人民富裕为主题的。第二，重视对旧制度体系的革命和新制度体系的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良好的制度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由于封建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严重束缚了我国生产力的提升。因此，国家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和革命，并建立起适合经济发展的新制度体系，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保障。第三，注重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相结合。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在认识到帝国主义强大的根源后，意识到必须努力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文化，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和工业实力，才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国家实力的快速提升，从而更好地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以提升国家工业实力特别是重工业实力为主题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就认识到了工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贸迁之资，有倍蓰之利。”7“就外洋富强之术统言之，则百工之化学、机器、开采、制造为本，商贾行销为末。”8“世人多谓西国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国之富实以工。盖商者运已成之货，工者造未成之货，粗者使精，贱者使贵，朽废者使有用。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商贾有贩运。”9因此，工业才是国家经济体系的核心和富强的根本，也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张之洞确立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强国富民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在湖北进行工业建设。

康有为在其著作《物质救国论》中提出，西方各国强大富裕的根本在于“物质”——即工业的发达。他说：“吾遍游欧、美十余国，深观细察，校量中西之得失，以为救国至急之方者，惟在物质一事而已。物质之方体无穷，以吾考之，则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因此，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增强国家的工业实力，才能最终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抵抗外国的侵略：“既欲自强，不受人凌弱侵分者，又当合治物质种种之科学，遍收其用，而后兵舰、枪炮乃可致精。以欲治兵舰、枪炮者、又仅治兵舰、枪炮者所不能者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提出发展近代工业是“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者也”。10否则，中国“今世必不能以空拳敌白刃，必不能制白挺而挞利兵，必不能以刀石敌枪炮。然则今诸欧之奇械飞而戾天，潜而跃渊者，以吾旧械不治不备，必不足以当之，则只有待亡。”11

孙中山在深入考察了各国的发展历史之后，充分认识到了工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的工业发展构想。首先，孙中山认为必须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工业的发展，而不能只关注单个产业的发展。他指出：“预谋实业之发达者，非谋其一端则可成效也；必也万般齐发，始能收效。”12其次，考虑到国家当前实力尚且十分弱小，不能兼顾所有产业的发展，孙中山又对工业发展的重点和次序进行了规划，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思想：将工业部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被称为“关键及根本工业”，另一部分则被称为“本部工业”。前者指的是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冶炼业等重工业部门，后者指的则是生产“个人及家庭生活所必需，且生活安适所由得”13的轻工业部门。在国家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应该首先发展“关键及根本工业”，而在“关键及根本工业”中，则要特别重视交通运输业。孙中山提出，“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为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其（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14可以看到，孙中山不仅认识到了工业的重要性，更深刻地认识到了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核心地位，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发展思想。

毛泽东在目睹了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的差距后，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并指出中国工业的弱小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为了摆脱挨打的局面，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他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我们，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15毛泽东不仅明白要实现民族的独立就需要工业化，更将工业的发展与革命的生死存亡联系起来，他在给党内同志的信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16为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借鉴苏联的发展经验，确立了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发展战略。他指出：“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我们才能够显著地提高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不断地增加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生产，保证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17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并非不清楚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的意义，但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必须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18

（二）重视对旧制度体系的革命和新制度体系的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前提和保障

无论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认识到只有建立现代社会制度体系，中国经济才能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康有为清楚地认识到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提出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如果不进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促进我国工业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国家终将走向灭亡：“其穷至是尚不思所以变计，是坐而待亡也。”19而对于如何变计，康有为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为了抵抗外国侵略，众人提出了不同的变计方法，这些变计方法有四个层次：一是变器，二是变事，三是变政，四是变法。其中，变器指的是购买西方列强的军事武器和先进的机械设备；变事则进了一步，指的是建立中国自己的军事工业和一部分民用工业；变政则指的是设立相应的机构保护民族资本的发展，这种保护并非来自于清政府，而是由资产阶级自己掌控权力，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变政虽开始触及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但只能在局部范围内实施，不能全面地保护资产阶级利益，也不能全面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因此，康有为认为变法才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措施，而且，变法是“全变则强，小变则亡”，只有全面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革新现有的生产关系，才能实现对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最终提高国家实力。

孙中山则认识到，清政府“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哀鸿遍野，民不聊生”20，是中国被列强侵略的根源之一。如果不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一个政治清明、制度完善的新政府，中国就没有实现社会制度改革的前提条件。21因此，中国人民必须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才能为中国进行各项制度体系的变革与建设提供政治保障。同时，他还意识到，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权利的束缚是阻碍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因素。他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22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人们根本没有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也就难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对于这种封建专制国家，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去推翻它。因此，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必须解放民众，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根据这一理论，孙中山提出了“民权主义”思想，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民主共和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人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各项权利也能得到充分的保障，这就使人们有更多的积极性去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科学技术创新，并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持。

毛泽东也分析了中国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他指出，由于过去的改革和革命没有改变中国人民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制度体系，使得那些改革者和革命者希望实现国家工业化，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的行动都遭到了失败。这就告诉中国人民，“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23而且，工业化的进行不仅需要建立新的政治制度，还要建立新的经济制度。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只有在全国范围内摧毁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才能解放广大农民，为我国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因此，“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许多年前的发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24总的来说，毛泽东认为中国必须对旧的生产关系进行革命，并建立现代社会制度体系，从而为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这样才能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三）注重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在我国经济治理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不同阶级对对外开放的认识是不同的。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虽都提出了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思想，但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中，洋务派在与西方国家交流的过程中主要注重对军事武器和军事工业的购买，而不注重对发达国家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学习。资产阶级改良派虽然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体系，但对外国资本却持较为敌视的态度。很多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都提出过“商战”这一口号，希望通过发展本国资本来驱逐外国资本，使中国免受外国的经济侵略。25直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首先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对外开放思想，指出在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我国完全可以通过对外开放来吸收外国的资本、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助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收了孙中山的对外开放理论，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思想。

孙中山指出，1840年后的中国面临的是“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26的国际局势，但清政府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与外国进行交流，这就使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进而导致中国在与西方国家交流时损失了巨大利益。而随着闭关锁国的政策被列强打破，清政府仍固步自封，对与西方进行交流十分恐惧，其“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27在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后，孙中山认为不能再延续清政府那种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是应该主动开放国门，积极与外国交流。特别是为了发展国内实业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就更要吸收国外的资本、人才和技术，促进本国工农业的发展。他指出，“款既筹不出，又时等不及，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28

对于如何进行对外开放，孙中山提出了以下政策。第一，要积极吸引外来资本。孙中山在分析了美日等国的发展历史后，发现外来资本在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指出，“照美国发达资本的门径，第一是铁路，第二是工业，第三是矿产。要发达这三种大实业，照我们中国现在的资本、学问和经验都是做不来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的资本……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29为此，孙中山提出了多种引进外资的方式：“一、借资兴办，二、华洋合股，三、定以期限，批与外人承筑，期满无价收回。”30同时，孙中山也着重提出要注重对国家主权的维护，绝不能答应外国在投资过程中附加的政治条件。第二，要大力吸引外国人才的进入。孙中山很早就认识到了人才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提出：“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31但是，孙中山也意识到如果只依靠中国自己培养人才，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提升中国的国力的：“若必俟我教育之普及、知识之完备而后始行，则河清无日，坐失良机。”32因此，中国必须在培养本国人才的同时积极吸引外国人才，并实现外国人才“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33，最终达成培养本国人才和进行经济建设同时并举的目的。第三，要广泛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管理制度。由于早年的经历，孙中山深切认识到中国技术的落后对国家的危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并采取引进和仿制相结合的方法，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本国的工业实力。同时，孙中山还提出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制度。他认为，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但是由于缺乏良好的管理制度，使得我国不能将这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因此，我国必须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制度，才能更好地组织人力和物力，从而发挥自身的优势，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在不损害本国利益的前提下，“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34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再一次提到了他对对外开放的看法：“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35在随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他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36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封锁，我国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与欧美国家进行交流，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37对此，毛泽东举了美国的例子，他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38因此，毛泽东提出，新中国在学习外国之时不应该拘泥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而是要学习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争取实现与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和交流合作。

对于如何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毛泽东定下了两大原则：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以批判继承和吸收创新的态度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从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来看，毛泽东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就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一定的国际援助，但绝不能幻想依赖国际援助来获得革命的成功，更不能放弃原则去换取外国的帮助。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也多次强调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就是我们的路线”39。而对于如何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毛泽东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同时，也不能一味排斥外国的科技和文化，“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40毛泽东认为，只有坚持贯彻这些原则，中国才不会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先进科技和文化，最终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

三、中国近现代经济治理思想对我们的启示

一国经济的良好运行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近现代以来的经济治理思想虽然是基于其所处的时代提出的，但从其中一些理论的内容来看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继承和发扬前人经济治理思想中的精华，并将之运用到我国当前的经济实践当中，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坚定发展实体经济，防止我国经济“脱实向虚”

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中国共产党都以如何促进工业发展作为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这固然是由于我国一直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使中国不得不以提高自身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为主要任务。还有一个原因则在于自工业革命以来，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工业或者说制造业都是整个经济发展的核心，没有以工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其他产业的繁荣。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去工业化浪潮，大量产业资本进入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产业当中。这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导致其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劳动者收入不断降低，各阶层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从中国情况来看，虽然我国尚未出现彻底的去工业化情况，经济虚拟化尚不明显，但也呈现出“脱实向虚”的趋势。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固定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到2016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到了2009年的五分之一。与此同时，房地产业却得到了迅速发展，仅在2016年，金融业向房地产投放的贷款就占当年新增贷款的三分之一以上。从工业增加值和虚拟经济占GDP的比重来看，2006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2%，到2015年则降为34.3%，而虚拟经济占GDP的比重从8.5%(2005年）上升为14.5%(2015年）。41更糟糕的情况在于，由于虚拟经济产业利润率极高且制造业利润率下降，很多企业将原本投资于实体经济的资金抽出，转而投向了虚拟经济产业，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实体经济资金不足的困境，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因此，中国必须遏制住国民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为此，中国需要采取以下措施：首先，遏制资本对虚拟经济的过度投机。虚拟经济拥有的高利润率是其能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要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虚拟经济中的资本投机进行限制，使资本不能轻易从虚拟经济中获取高额利润。只有这样，虚拟经济才能回归到其本来位置，真正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其次，要加强对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国家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要加强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和改造，同时要以科技创新为主要手段推动我国高端制造业发展，最终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再次，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要有正确的认识。虚拟经济产生之初的主要功能在于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其具有的高利润率以及能够自我循环的特点使之可以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并在过度膨胀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危害。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虚拟经济的危害而放弃其发展，而是应该协调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使虚拟经济成为实体经济运行的润滑剂，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二）完善国家经济治理体系，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近代以来我国资产阶级改革者和革命者、中国共产党人对制度建设的重视，使我国逐渐走上了一条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在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试图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之后，党中央更是把对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放在了首要位置，并以城市和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将国家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促进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的高速发展。而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更要建立完善的国家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更好地发挥我国制度在经济治理方面的显著优势，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坚实的制度保障。为此，我国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来看，这符合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也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科学论断。当前，我国仍然存在生产力水平总体上不高，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生产力不平衡的现象。生产力水平总体较低的状况，使得我国很难通过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生产力水平不平衡的特点，则要求国家必须根据各区域的具体情况来建立相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既适应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能为人们提供更加精细便利的产品，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但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民营经济只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才是国家的根本。只有坚定不移地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夯实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让公有制经济掌控国家经济命脉，才能增强国家对整个经济体系的控制能力，从而克服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实现我国经济的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要加强对相关制度体系的完善，解决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市场准入限制、银行贷款歧视等问题，以促进民营经济的繁荣。同时，我国更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公有制经济，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有资本发展壮大，巩固和增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从而加强公有制经济对民营经济的引导能力，改善民营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固有的缺点，防止其无序发展危害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从而共同实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

从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来看，这是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既有利于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也有利于我国实现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都重视公平与效率，再次分配更加重视公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目标。因此，首先，国家要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加强对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的完善，以激励所有市场参与者发挥自身创造力，共同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其次，要加强对我国税收征收体系和监管制度的完善，调节资本过高收入。由于当前我国税收体系和监管制度不健全，部分民营企业主通过偷税漏税等方式获得了大量收入。这就需要国家加强对税收监管体系的建设，尽力减小民营企业主偷税漏税的可能。同时，还要加强对偷税漏税者的处罚力度，提高其偷税漏税的成本。再次，要加强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建设，通过完善国家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为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提供相应的收入补贴，以提高其收入水平。通过调节资本过高收入和提高劳动者收入两种手段双管齐下，才能有效缩小我国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

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看，最主要的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在促进微观经济均衡、解决资源短期配置问题、快速传递市场信号、激发企业科技创新动力和实现局部利益驱动等方面相较于政府有显著的优势。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也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健全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则有利于克服市场失灵，实现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相互协调，促进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因此，第一，我国要加强对产权制度的建设并促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从而实现对企业的产权激励，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最终建立起价格反应灵敏、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体系，实现我国资源的有效配置。第二，建立市场准入清单制度，打破地方和行政垄断。国家需要制定负面清单，并以此为基础放开在负面清单之外的行业，以促进所有企业在这些行业中公平竞争。同时，国家还要加快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防止政府或企业对某些领域的垄断，提高这些领域的经济运行效率。第三，加强对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一方面，国家要加强对市场监管体系的完善，保障各项法律制度有效实施，构建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另一方面，国家要发挥战略导向作用，对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规划，并促进我国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相互协调，从而发挥出我国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继续深入进行

毛泽东历来主张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我国也一直奉行这些原则不断将对外开放推向深入。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来华投资，并吸收了大量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但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后美国保守主义势力上台，美国政府开始实行“逆全球化”战略，并主动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企图借此破坏中国与世界各地的经济技术文化交流，打乱中国崛起的步伐。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更显示出了珍贵的指导意义。

美国之所以开启对华贸易摩擦，主要是为了缩小对华贸易逆差，缓和国内的社会矛盾，并维持自身在全球的科技垄断地位。从缓和国内社会矛盾的角度来看，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就坚持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政策，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来保持美国的经济增长。但这同时也导致了美国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增长十分缓慢，而富裕阶层掌控的财富却越来越多。特别是随着美国去工业化的不断进行，其虚拟经济规模急剧膨胀，大量劳动者因为产业资本的外流而收入降低，金融资本却因此大获其利。这导致美国劳动者对富裕阶层的不满逐渐升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矛头指向中国，提出美国劳动者收入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希望借此转移国内矛盾。从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科技垄断地位来看，自二战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获得巨大利益，一是凭借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据了利润率最高的部分；二是利用其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垄断地位，从各国获取了巨额的垄断利润。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转型升级。特别是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的供给体系质量不断提高，先进制造业迅速发展，推动了我国的产业体系逐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这导致了我国与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激烈竞争，最终引发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面对这种情况，我国最需要做的就是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推动对外开放继续向前深入。第一，尽力争取用谈判的方式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我国可以加强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在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力求以谈判方式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第二，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在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就在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上。为此，我国要加快推动信息产业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和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培育，从而将我国建设成为制造强国，增强国家对高新技术产品自给自足的能力。第三，要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限制，以促进我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向更高水平发展。另一方面，我国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从而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形成各国之间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国际经贸合作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