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然而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需要”还没有成为一个核心范畴。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需要”的基本内涵。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市场经济运行一般原理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层面，探究了“需要”与“需求”这两个范畴的区别和联系，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需要”范畴寻找理论基础。

作者简介：刘凤义，E-mail:liufengyi618@126.com;;刘子嘉，E-mail:liuzijia＿nk@163.com。;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共享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研究”(17AJL00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9jjd790006)阶段性成果;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ism i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However, need has not yet become a core catego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sing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ne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general,capitalist society and communist society. On this basis,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difference and connection between need and demand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market economy operation and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so as to fi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need category in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Need; Demand;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在经济学理论中，提到“需求”(Demand)这个范畴人们都不陌生，它与“供给”(Supply)一起构成一对基本范畴，借以分析市场经济中的交换行为和交换关系，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在政治经济学中都是如此1。例如，西方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分析和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分析，都是借助供求关系来分析现实的经济活动。然而，“需要”(Need or Want)范畴则不同2。在西方经济学中几乎看不到“需要”这个范畴的影子，而在政治经济学中“需要”这个词会经常出现，但它同样是作为“影子范畴”存在，并不是贯穿政治经济学已有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需要”还没有成为各种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是“需要”这个范畴不重要吗？显然不是，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都表明：仅仅用供求关系去分析一些重要领域的现实经济问题会存在解释不清的情况，甚至还可能造成政策导向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范畴，理应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然而，在已有的研究中，还没有把“需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因此，对“需要”范畴进行系统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创新的重要内容。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对“需要”和“需求”两个范畴的关系做初步探讨，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需要”范畴奠定理论基础。

一、政治经济学中关于“需要”的基本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人们比较熟悉“使用价值”“价值”“剩余价值”“劳动力商品”“不变资本”以及“可变资本”这些重要范畴，但对“需要”范畴，则似乎没有那么明确。的确，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关于“需要”的思想都散见于有关论述中。尽管“需要”不像其他一些范畴那么明确地被提出来，但依然非常重要，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很多的原理中，都涉及“需要”的思想。正如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1974)这位最早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对于使用价值、劳动力价值以及剩余价值范畴的提出都在某种意义上以对需要的理解为基础。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需要”范畴类似于一个“影子范畴”，渗透在有关理论的阐释中。本文不是文本研究，所以这里不去挖掘马克思究竟在哪些地方使用了“需要”这个术语，只是通过举例的形式，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需要”的基本思想。

（一）人类社会发展一般意义上“需要”的内涵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人类社会要存在和发展，就必须生产各种物质资料，而物质资料生产就是以满足人类需要作为出发点的。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因此，“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5(黑体为引者所加，下同)。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中分析商品使用价值这个范畴时，总是与“需要”这个术语连在一起6。比如马克思在开篇就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7马克思在这段话中连续用了三个“需要”，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里的“需要”是指直接满足人们消费的使用价值。马克思使用“需要”这个术语，通常是表明这个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作为生产目的的。这一点，在他关于商品拜物教一节的阐述中较为明显。在这里，为了揭示商品交换中价值的本质，马克思列举了四种不同的非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在对这四种生产方式的描述中，马克思都使用了满足各种“需要”的表述。这种表述从侧面说明，对于这些非商品经济生产方式，尽管其具体的生产关系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以生产使用价值从而直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作为生产目的的。在第一种鲁滨逊式的生产方式中，马克思指出，“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8。在第二种关于中世纪农奴和领主的生产方式的论述中，马克思虽然没有用“需要”这个词，但它也表达出这种社会生产目的是为了直接满足需要，其中劳动和产品“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9。在第三种关于农民家庭生产方式中，马克思指出“这里有个更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粮食、牲畜、纱、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10，这种生产是直接满足家庭需要。第四种是自由联合体生产方式，这个联合体的生产目的显然是为了成员的需要，生产的总产品一部分重新作为生产资料，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从而满足需要，“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11。

（二）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从人类社会一般的生产目的看，生产活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尽管不同阶级需要本身的内容大不相同，比如皇帝的需要是奢侈生活，黎民百姓的需要是吃饱穿暖。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则完全不同，这是一个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的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12。在这样的社会里，满足人们需要本身变成一种手段，而不再是社会生产的目的。正是基于这个特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满足“需要”的分析，基本上是从“必要”的角度展开的13。从生产领域看，这个“必要”具体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个部分。在必要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相当于劳动力的价值，而劳动力的价值是以劳动者再生产出来自己和家庭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衡量的。这部分生活资料也就是劳动者的消费资料，满足必要劳动部分就是满足“需要”。进一步，就劳动力价值来说，劳动力价值是工人为了满足自身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这类必要的生活资料的内容和结构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以一个基本的客观需要体系为前提的。首先是工人应该满足其基本生存的需要，即“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包括“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14；其次还包括劳动者为“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15所耗费的物质资料以及“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16，这部分构成了劳动者的发展需要；最后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随着剩余产品生产能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需要以及享受需要的丰富性开始展开，比如文体艺术、科学研究等活动。因此，必要需要的体系由生存需要、发展需要以及享受需要组成，而对应于劳动力再生产的三个方面，需要满足的对象包括了“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要的资料”17。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雇佣工人要获得生活资料从而满足生活需要，必须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这样，在市场运行层面，“需要”就表现为市场中的“需求”(关于二者的区别下文将专门阐述)，所以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商品即劳动力所完成的流通形式，是单纯以满足需要、以消费为目的的简单的商品流通。”18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满足需要被压到最低程度，也就是在分配上表现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尤其在资本积累机制的作用下，生产和消费之间、生产和实现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资本刺激需要的办法就是让劳动者家庭负债，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层面上为这种家庭负债提供制度安排。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家庭负债率最高的国家，负债的根源在于劳动者的工资无法满足个人和家庭生活需要(尤其是住房)。美国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正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马克思在微观领域研究剩余价值的产生，没有使用需求和供给的概念，而是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关系角度、从劳动力商品特殊性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中的“需要”问题；在宏观领域研究社会总资本运动，也就是研究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马克思也没有使用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概念，而是使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关系。在两大部类交换中，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是满足需要的内容。当然，资本家和工人的需要内涵是不同的。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有奢侈消费，而这已经超出了必要的需要内容。

（三）共产主义社会中“需要”的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所有制，社会生产的目的从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剩余价值而演变为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共产主义“随着基础即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以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19。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况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0这里的按需分配显然是指按“需要”进行分配。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21。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满足两种需要：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也就是分为：“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如果我们再把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缩小到社会现有生产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按照社会需要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扩大再生产所要求的限度。”22

综上所述，对马克思关于“需要”思想的理解，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其一，“需要”范畴体现的是以消费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其二，“需要”是一个历史范畴，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人们需要满足的层次和内容也不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23其三，“需要”是一个阶级范畴。人类的生产生活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进行的，人们满足需要的内容本身也具有阶级性。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则体现出生产关系的性质。在阶级社会里，能够满足劳动者阶级需要的内容，总是被控制在生存需要的范围内，而统治阶级依靠对剩余的占有，不仅能获得生存资料，而且很容易获得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甚至包括奢侈消费的资料。

二、从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看“需要”与“需求”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需求和供给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也是最容易感知的关系，所以需求和供给成为描述经济关系的最基本的范畴，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供求分析基础上的。然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需求和供给是市场经济的表象，这对范畴并不能真正深入分析国民经济体系的内部结构和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24马克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供求是一对相对的范畴，二者是一个循环链条，同样一个行为，从一个人的角度看属于供给，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看可能是需求。比如甲企业把产品卖给乙企业，甲是供给者，乙是需求者；如果乙企业通过生产行为，把新产品再卖给丙企业，那么乙企业就是供给者，丙企业是需求者；最后丙企业把产品卖给居民丁，丙企业则成为供给者，居民丁是需求者。这个链条中甲、乙和丙作为供给者和需求者的身份不断转换，它们之间的确形成了供求关系，但从社会角度看，甲乙丙的行为最终增加的是社会供给。从企业甲到居民丁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涉及两个范畴，即需求和需要。关于需要范畴，上文已经做了分析。

什么是需求？需求的英文通常用“Demand”表示，在市场中有人卖且有人买，就形成了现实需求，至于买者是谁以及买者的目的是消费还是投资或者投机，需求这个范畴是不能直接反映的，需求量只表示市场上的交易量。现代市场经济中，一部分需要的满足是通过获取交换手段从而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的，也就是说，需要部分地以需求的形式得到表现和满足。

要深入理解市场经济中需要和需求的关系，还是要回到政治经济学中分析的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上来。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它们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有人把需求和供给关系与生产和消费关系对应，生产就是供给，消费就是需求。笼统地说，这种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也能揭示供求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定联系，但这种联系是一种表面联系。生产可以提供供给，但消费不能笼统地看作是需求。这是因为现实经济活动中消费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生产消费，属于中间消费的性质，这类消费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即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在生产消费中，“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25。之前例子中甲、乙、丙三个企业之间的交换，是企业为获得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进行的交换，这类消费表面上看也形成了市场需求，但实质上则是企业之间的相互投资。从实际过程看，那是企业的生产行为，其结果是增加社会供给。这种需求属于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所说的第Ⅰ部类内部的交换关系，这类交换表面上看是“消费”，但显然不是直接满足“需要”的消费。因此，这类需求的实现并不代表着“需要”的满足。假如在生产过剩的条件下，通过刺激企业投资增加所谓的需求，其实是增加了社会供给，会导致过剩更加严重。市场中的供求法则实质是调节经济的数量法则，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其背后满足需要的内在规律才是调节经济的质量法则26。

另一类消费是生活消费，属于最终消费的性质。这类消费反映的是企业与居民(即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种消费构成社会需求的一部分，但与生产性消费不同，这种消费属于满足“需要”的那部分需求，这种需求类似于马克思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中两大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其目的是直接满足不同阶级的生活需要。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比“需求”的范围要小，需求既包括企业与企业(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企业与居民(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而需要则只包含企业与居民(尤其是消费中的满足个人最终消费的那部分)的关系。

在理论上把市场经济中的满足需要和满足需求两种关系区分开来，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字游戏，而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除了上文所说的这种区分有助于区别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对提供市场供给、满足社会需要有不同影响之外，就满足消费需要本身来说也有重要意义。需求与供给对应，那么需要与谁对应呢？需要与生产对应，表明生产的目的性。一个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需要还是满足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体现的是生产目的，而生产目的又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有人会问，需要为什么不与消费对应呢？这是因为：其一，消费从属于生产，消费的内容、消费的目的和消费的水平，都是由生产(包括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其二，消费过程与满足需要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角度，因此二者也不能成为对应关系。需要与生产相对应，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社会主义经济是以人民为中心，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笼统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满足市场需求就是不正确的，因为需要的满足并不完全通过需求，也就是说需要不完全通过市场交换的形式实现。

在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有些商品在满足人们需要与满足市场需求之间具有一致性，通过市场交换，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了客观需要。比如人们购买日用消费品，在交换中体现了供求关系，对购买者来说也满足了生活需要。但是，有些商品则不是这样，比如住房是重要的耐用消费品，在住房市场上，区别满足需要还是满足市场需求，对消费者还是很重要的27。假如市场有1000万套房子，从满足需要的角度看，每个家庭需要一套住房，可以满足1000万个家庭的居住需要；但是如果住房在市场上作为投资品或投机品，1000万套住房可能被100万个家庭所购买。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看，这1000万套按市场价格成交了，形成了市场的有效需求，但从满足需要的角度看，却没有真正地满足1000万个家庭的住房需要。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住房是作为投资品和投机品在市场上交换，价格被一轮一轮不断推高，最终导致一部分真正居住需要的消费者，买不起这些住房。正如哈维指出的：“资本主义下的房屋供给，已经从追求使用价值为主，变成以追求交换价值为主。因为这种怪异的转变，房屋的使用价值日趋变质，首先是变成一种储蓄手段，其次是变成一种投机工具，而利用这种投机工具的除了消费者，还有建筑商、金融业者……为大众提供足够的房屋使用价值(传统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越来越受制于不断深化的交换价值考虑。我们致力于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足够和可负担的房屋，结果却是一场灾难。”28所以哈维说：“我们面临这样的政治抉择：选择一个把有钱人服侍得很好的商品化体制，或是一个完全不仰赖市场居中调节、致力于替所有人生产使用价值，并以民主方式供应这些价值的体制。”29在我国，住房市场也曾经出现房价过高，出现一些工薪阶层买不起住房的情形。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其实质就是让住房用来满足需要属性，而不是简单满足市场需求。当然，住房满足居住需要，不等于住房的建设、住房的买卖不能利用市场机制，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能不能利用市场机制，而在于住房商品的属性定位。

再比如说医疗产品也不能简单用市场需求来配置。医疗是人们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被迫需要”，也就是说从主观上说，谁也不愿意生病，但生病又是必然的，生病后就要治疗，所以医疗属于一种“被迫需要”30。面对被迫需要，患者是被动的，医生掌握医疗技术，医生要求患者做任何检查、吃任何药、做任何治疗，患者都要接受，否则就意味着放弃治疗。基于这种需要的特殊性，对医院提供医疗产品和服务就要有准确的定性，也就是定性为满足患者需要，而不能定性在满足市场需求。如果把医院提供的药品和医生服务定性为满足市场需求，其必然产生两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是有钱人看得起病，没钱人看不起病。二是医院经营企业化。医院经营企业化，是以赚钱为目的，医生的收入就可能与医生卖的药品、患者做的检查费用挂钩，这就极易造成患者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等问题。因此，把医院定位为非营利性机构，将医疗产品和服务定性在满足患者需要上，而不能任由市场需求来调节。

此外，需要还有很多分类，比如个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上文提到的住房、医疗都是个人需要，由于商品的性质不同，在满足需要和市场需求上存在差异性。满足公共需要也是如此。公共需要是体现人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要满足的需要，比如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园绿地、生态环境等公共产品，不能简单利用市场机制中的供求关系来配置，当然，经济活动之外的政治参与、社会治理、公平正义等精神需要，更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

依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合理满足个人需要和公共需要有助于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国民经济之间的比例关系能否协调，社会再生产是否能顺利进行，归根结底是由“需要”决定的，而不是由市场需求关系决定的，因为“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实际的社会需要之间存在数量上的差别”31。这种实际需要和市场需求的差别可能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有可能是产品价格变动导致的，还可能是购买能力导致的。马克思强调，满足需要的前提是在生产者和劳动者之间保持合理的分配关系，否则就容易出现消费不足问题。在生产和最终消费之间，必然有分配环节起桥梁作用。不能离开分配关系去谈满足需要的问题。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劳动收入尤其是一线劳动收入占比偏低、大量贫困人口存在的情况下，很多需要无法满足，一定会表现为消费不足。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32

今天我们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都要认真考虑满足市场需要和客观需要的关系。我们强调做大、做优实体经济，让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强调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强调收入分配向一线劳动者倾斜，都与社会主义生产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相一致。相反，如果我们仅仅任由市场需求引导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可能偏离满足人民需要的方向而走上弯路甚至邪路。

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需要”与“需求”的关系

满足需要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初衷，但是，生产总是处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物质利益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最初的分配结构决定了需要满足的对象，即生活资料的分配方式。因此，对需要满足的考察总是离不开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结合。在自然经济的社会里，对需要的满足，是以依靠家庭劳动为主，是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实现。劳动者“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等”33。当然从生产关系角度看，这种满足方式可能是劳动者自己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也可能是作为奴隶使用奴隶主的生产资料，获得个人和家庭的生存资料；还可能是通过租种地主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生产自己家庭所需要的东西。在商品经济关系中，满足需要的对象和范围由于交换关系得以扩大。劳动者可以通过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得到其他种类和品质的生活资料，从而扩大了需要满足的范围和质量。有了商品交换关系以后，需要的满足除了通过直接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外，还有一部分通过商品交换，即通过商品化的方式实现劳动力再生产来实现。有了商品交换关系，需要的满足方式便以市场需求的形式出现，这时货币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发挥关键作用，而没有货币，需要就无法通过市场需求来实现，其只是一种潜在的欲望。“以货币为基础的有效需求和以我的需要、我的激情、我的愿望等等为基础的无效需求之间的差别，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是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观念和那作为现实对象在我之外对我而存在的观念之间的差别”34。因此，需求只有在掌握一定的交换手段或者货币的前提下才能成为有效需求，满足现实需要。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需要通过转化为需求从而得到满足。在需要转化为需求的过程中，既有社会性又有个体性。社会性体现在市场需求是以一定的客观需要的内容和个人具有的交换手段为前提；而个体性则体现在人们对于某些商品的需要的愿望，成为购买行为发生的动力，从而满足相应的客观需要。因此，市场需求的满足与客观需要的满足之间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不仅由于需求的表达中包含着欲望因素，导致客观需要可能没有被认识到，而且还由于需求的实现需要获得一定的货币，而这一点又是一定生产关系下分配的结果。于是，就个人而言，即使意识到自身客观需要存在，也可能无法通过市场需求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35。

需要和需求之间的这种差别，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得到深化和普遍化。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或者说利润最大化)，资本的逻辑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对需要的满足不断被扭曲。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劳动力成为商品，形成了资本雇佣劳动关系。资本的目的是获得剩余价值，因而资本的生产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满足劳动者的需要。资本家给工人工资，也是限制在劳动力再生产界限内的，而不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全面发展。这也是资本主义不断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根源所在。生产相对过剩是相对于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来说的，而这种消费不足是资本按照市场逻辑而不是按照满足人们需要的逻辑配置资源导致的客观需要与市场需求之间“脱节”“错配”的必然结果。

在资本的逻辑下，为了达到剩余价值或者利润最大化，资本会把人们对各种需要的满足都塑造为价值增殖的手段，也就是说将需要的满足完全通过私有化以及商品化的方式实现。

首先，从满足生存需要的层次看，衣食住行本来是必需品，但资本可以把这些生活必需品塑造为增殖品。比如，对日常生活用品的过度包装、过度广告，这些东西本身没有使用价值，但对资本获得高额利润有好处，其中的成本都转嫁给消费者。再比如，资本把劳动力再生产需要的耐用消费品强制转化为投资品和投机品，让劳动者使用工资被迫购买投资品和投机品，从而使劳动者卷入资本积累的漩涡之中，使其必要需要的满足充满了不稳定性和风险，甚至使劳动者无法完全承担这些生活资料的费用，进而通过借债、资本主导下的金融化方式完成正常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36。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住房金融化造成的后果。

其次，从满足发展和享受需要的层次看，资本也主导和塑造这类需要满足的方式，并企图通过商品化甚至金融化的形式满足这类需要。发展需要的满足主要包括教育、健康、文体艺术、休闲等集体消费领域37，相对于生存需要来说，呈现出较少对物质产品依赖的特点，主要依赖收入水平和一定量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其中，自由支配的时间更是关键因素。然而，满足发展和享受层次需要与资本的价值增殖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因为满足这些需要是由于需要的物质产品较少，所以大都不涉及新价值的创造，反而需要社会将一部分剩余价值向这些活动领域进行再分配。于是，资本就设法将这些更高层次需要的满足进一步商品化，消费者必须去花费高价钱购买。劳动者阶级要想满足这些高层次的需要，就必须获得足够高的收入，而要获得足够高的收入，就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要想获得满足高层次需要的商品数量越多、内容越丰富，劳动者用于工作的劳动时间就越长，用于满足更高层次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就越短，劳动者的生活就越是从属于资本增殖的需要，最终无法直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对此，马克思指出：“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用于物质生产的必要部分就越小，从而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38

由此可见，满足发展和享受层次的需要，如果完全通过资本主义市场需求的形式来实现，势必会造成需要满足的内容与需要满足方式之间“错配”，这种满足需要方式的“错配”，直接后果就是真正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对此，马克思有深刻认识。他认为，未来社会“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39。

在学理上区分“需要”和“需求”的关系，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如何发挥制度优势和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提供了研究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经济长处，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4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满足人民需要服务，就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于满足不同性质需要的产品，要有明确的定性，进而明确市场经济作用的范围。比如在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领域，要保证劳动者公平就业机会、良好收入水平，让他们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满足生活需要；在诸如教育、医疗以及住房等重要领域，要明确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民生属性，防止过度商品化、资本化带来的弊端；在涉及到百姓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领域的需要，要防范资本逻辑造成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思潮，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更好地满足人民需要。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发挥公有制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及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市场弊端，已超出本文研究范围，我们将作为另一主题单独探讨。

（参考文献：请查看中国知网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