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增进民生福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民生问题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住房、医疗、教育这些事关民生的基本问题，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学理性研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看，民生的内容具有阶级性和层次性；从劳动力再生产的内在要求看，民生内容包括劳动力再生产的数量要求和质量要求；从满足“需要”和“需求”的关系看，民生政策导向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从共享发展的理念看，共享发展有利于更好地改善民生，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

 引言

民生问题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古今中外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与民生问题的改善密切相关。民生搞不好，社会就失去了稳定的基础，所以古语有“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淮南子·氾论训》)的说法。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相比，更加注重发展和改善民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0年里，始终把增加人民群众民生福祉作为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民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比如在就业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业规模显著增加，就业人数从1949年的1.8亿人增加到2018年的7.8亿人，扩大了3.3倍，而同期的人口数扩大1.6倍。在住房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1949年的8.3平方米提高到2018年的39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提高到47.3平方米。我国住房自有率达到90%,在世界范围内属于较高的。在医疗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居民健康状况不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77岁，婴儿死亡率由200‰下降到6.1‰,孕产妇死亡率由1500/10万下降到18.3/10万，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在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了长足发展，1949年全国5.4亿人口约80%不识字，只有3000多万名小学在校生，100多万名中学在校生，10多万名大学在校生，大中小学在校生规模类似“倒图钉形”。而到了2018年，在近14亿人口中，全国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在校生，已经呈现“正梯形”,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为99.95%,初中、高中、高等教育各阶段的毛入学率分别为100.9%、88.8%、48.1%,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81.7%,这些指标也达到同期世界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在社会保障方面，经过70年的努力，我国基本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1951年我国参加劳动保险的职工人数仅为269万人，2018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已覆盖超过9.5亿人。

 这些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然而，相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来说，我国的民生发展和改善空间还很大：现实中事关民生的重要领域，如住房、教育、医疗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房价过高问题，教育公平问题，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等，这些直接影响民生的质量和水平。发展和改善民生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向前推进的根本目的，也就必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我们如何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民生问题?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本文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此问题进行探索，借以抛砖引玉。

一、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看民生属性

所谓民生，简言之就是人民的生活，包括衣食住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明确指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本身就是在谈民生问题。从唯物史观方法论来看，没有抽象的民生，民生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

 (一)民生的内容具有阶级性

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进步都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前提的，民生问题解决得越好，社会进步就越快。古今中外历史上“辉煌”的年代，都与民生的发展和改善密切相关。什么时候民生问题解决不好甚至解决不了了，就会出现民不聊生，老百姓就要起来反抗，统治阶级则面临改朝换代的危险。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民生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因此民生有阶级性。在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些私有制的社会里，民生的边界就是巩固少数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在这些社会制度下，民生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目的，而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底线”。劳动者最多只能占有必要劳动部分，剩余劳动不是转化为民生，而是转化为统治阶级奢靡的生活需要，或者转化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手段，如壮大国家机器、发动战争等。古代帝王将相等统治阶级，经常为自己的奢靡生活大兴土木，导致平民百姓连必要的劳动产品都无法得到保障，甚至生存都受到威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阶级总是打着“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号，但实际上资本本性决定了民生同样不过是其社会稳定的“底线”而已。比如美国政府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对民生关注的虚伪性。特朗普政府口口声声说跟中国打贸易战是为了民生，为了增加就业，为了增加美国百姓的收入。但面对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特朗普政府根本没有把美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截止到2021年4月2日，美国确诊病例已经高达2382万，死亡病例56.7万多人，其中，非洲裔黑人新冠肺炎死亡率高于白人2.5倍。生命权是人类首要的民生权利，然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却如此漠视人民的生命健康，还有什么资格对别的国家指手画脚谈人权、谈民生呢?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则不同，发展和改善民生就是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民生中的第一需要是对生命健康的需要，所以，在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我们对疫情控制的一系列制度、措施都科学及时、精准到位。抗疫中体现出的制度优势、涌现出的各种感人事迹，都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生理念。疫情控制后的复工复产，中央在政策上，从“六稳”转为“六稳”+“六保”,在“六保”中的“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这两项，都是民生的重要内容。我国的疫情防控和推动经济发展是“双腿走路”,产生了良好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民生是‘指南针’。”他还反复强调，确保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对民生问题的定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民生的内容具有层次性

不同社会制度下，或者同一社会制度下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民生的具体内容也不一样。民生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意味着生产出来可供人民消费的物质产品越丰富，民生的内容也就越丰富。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看，原始社会，民生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原始人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但求存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劳动能力提高，社会出现了剩余，产生了私有制。由于人类生存有了物质基础，所以这时的部落冲突、国家战争出现的俘虏就不必要被杀死，他们有了生存的机会，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还可以为统治者提供剩余劳动或者剩余产品，这时的民生问题具备了从“生存”到“发展”的物质基础。

 从民生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制度比以前社会有很大进步，一是劳动者摆脱人身依附关系，有了人身自由，为保障民生提供了制度基础；二是劳动者获得的工资收入不再是一个任意的量，而是遵循价值规律，也就是要遵循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律。劳动者获得的生活资料，也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时，明确指出“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当然，从资本的本性来说，资本倾向于把工人工资压低到生存工资，但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资谈判，会促使工人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数量和质量呈现螺旋式上升趋势。所以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生发展存在的矛盾性规律：一方面资本本性要求民生处于生存水平；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使民生需要的范围和种类不断扩大。这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民生，但民生内容也会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年轻人结婚成家时高档消费品就是“四大件”,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和百姓消费能力日益增强，民生必需品的层次和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现在的年轻人结婚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已经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大件”,而是各种现代化的家用电器、汽车、住房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我们的人民不但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还期盼有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可见，民生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民生的内容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化。依据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未来社会的民生发展层次不是局限在解决生存问题，而是推进发展问题，即从人的全面发展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二、从劳动力再生产看民生要求

改善民生要依靠人们不断生产出满足多样性生活需要的物质产品和服务，而生产物质产品和提供服务就需要能动性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因此，解决劳动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从而使得社会财富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

 (一)从数量角度看劳动力再生产的民生要求

1.劳动力再生产的数量

从数量角度理解劳动力再生产，有社会层面的，即从全社会看劳动力再生产数量，也有个人和家庭层面的。由于劳动力总量是劳动者个人和家庭新生劳动力减去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的数量，因此研究劳动力再生产的数量问题，只需从个人和家庭角度研究就能说明问题了，无需考虑社会层面。

 劳动力再生产数量(规模)有三种基本情况：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和劳动力萎缩性再生产。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是指劳动者本人不断再生产出自己的劳动能力，数量规模没有变化。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

 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也包括劳动者家庭劳动力再生产出与未来劳动者本人退出劳动过程后相同数量的劳动力。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所有者是会死的。……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这里的“同样数目”意指家庭劳动力数量规模维持不变，属于简单再生产。

 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是指劳动者家庭(劳动者本人不可能扩大再生产)的劳动力再生产出多于未来劳动者本人退出劳动过程后的劳动力数量。

 劳动力的萎缩性再生产是指劳动力过度使用而导致过早无法再生产出劳动者本人的劳动能力，或者无法再生产出替补上一代劳动的新生代劳动力。比如一个劳动力从成年18岁到60岁，有42年劳动时间，但由于过度使用，50岁就失去劳动能力，属于劳动力萎缩性再生产。

 2.劳动力再生产数量方面的民生条件

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数量的角度看，民生的要求是有满足基本需要的必需品。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数量的角度看，民生的要求是要有更多的必需品满足家庭需要。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必须依靠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在农业社会里财富创造能力主要看人口规模，也就是看劳动力的多少。工业社会有了变化，尤其是机器大工业、自动化机器的出现，生产活动的动力由原来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提供变为机器提供，这一方面对劳动力的需要有减少的趋势，同时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要求也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从企业角度看就是成本，从劳动者自身的角度看，就是收入水平。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情况，造成劳动力严重短缺，这就是劳动力萎缩性简单再生产造成的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过高导致的。

 据统计，我国目前的单身人口已经达到了2.4亿，且单身率还在持续增加。除了我国，更典型的是日本。据日本上一次(2015年)实施的人口普查数据，30-34岁这个适婚年龄段，每2个日本男性中就有1人未婚，每3个女性里有1人未婚；而一生都未结婚的比例，男性占23.37%,女性占14.06%。人们不但现在不结婚，以后也不打算结婚。在20多岁的单身人群中，有结婚愿望的人的比例男性仅占39%,女性也仅占59%,近一半的年轻人没有结婚的打算。为何不婚?男性担心生活压力增大，女性担心生活水准降低。可见，劳动力萎缩性再生产绝不是只有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里才出现，在今天发达国家这样的富裕社会里也同样存在，这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研究。

(二)从质量角度看劳动力再生产的民生要求

1.劳动力再生产质量

劳动力再生产不仅要有数量，还要有质量。劳动力再生产数量和质量既可能是统一的，也可能是不统一的，需要做具体分析。

劳动力再生产质量可分为：标准质量劳动力再生产、高质量劳动力再生产和低质量劳动力再生产。

准质量劳动力再生产是指劳动者具有在该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练程度、技巧和速度的劳动力。本文使用的“标准质量”这个词是借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时使用的概念。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价值时曾指出，“每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提供标准质量的该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对于劳动力商品来说，同样如此：“劳动力在它被使用的专业中，必须具有在该专业占统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练程度、技巧和速度。而我们的资本家在劳动市场上也买到了正常质量的劳动力。”这里的“正常质量”就是我们说的“标准质量”,劳动力再生产的标准质量就是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马克思在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中，有“平均熟练程度”的要求，也是标准质量的要求。现实中，企业招工时都有自己的质量要求，有的要求高中学历，有的要求大学本科学历，有的要求研究生学历，这就是行业本身对劳动力标准质量的要求。标准质量并不是在全社会范围统一，而是行业标准。所以我们说一个国家职业教育体系应该与这个国家的产业体系、行业需求紧密相连，本质上就是劳动力培养要与社会需求对接，产业、行业本身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有它的标准质量要求的。

质量劳动力再生产是指高于标准质量水平的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最具能动性的要素，其质量高低直接影响生产效率。因此，从增加物质财富的角度看，高质量劳动力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高质量的劳动力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当然，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因为从企业角度看，高质量劳动力也意味着高成本。

质量的劳动力是指低于标准质量要求的劳动力。

准质量、高质量和低质量的劳动力，都是历史的、动态的和相对的。现实中，衡量劳动力质量的指标很多，比如受教育程度、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劳动环境等。这里我们仅以受教育程度为例来解释劳动力质量高低的相对性和动态性。在教育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如果初中毕业的劳动者是标准质量劳动力，那么小学毕业的劳动者就属于低质量劳动力，而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劳动者就属于高质量的劳动力。随着教育的发展，当高中教育成为社会普及的教育，那么高中毕业的劳动者就是标准质量的劳动力，而初中毕业的劳动者则属于低质量劳动力，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才是高质量的劳动力。比如我国1978年初中毛入学率为64.4.%,高中毛入学率为33.6%,那么初中毕业的劳动者就是社会标准质量的劳动力。2017年3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共同印发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提出到2020年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国各省(区、市)毛入学率均需达到90%以上，这个时候，高中毕业的劳动者就成为全社会的标准质量劳动力。

要指出的是，劳动力的质量标准是由本部门的技术条件决定的，全社会劳动力的标准质量与单个部门内的标准质量并不是一致的，我们使用全社会平均水平并不是很好的指标。如上文所说，1978年我国初中毛入学率为64.4%,似乎只有初中毕业才是标准质量劳动力要求，但这只是从全社会平均意义上说的。事实上，当时大量的农民工学历水平低于初中学历，但他们依然符合所在行业和企业的标准质量的劳动力要求，这表明所谓的“标准质量”劳动力，是行业或企业标准。再者，企业是不是更倾向于雇佣高质量劳动力也要具体分析。单纯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高质量劳动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创造更多使用价值。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以价值增殖(利润)为目标，而不是以使用价值增加为目标，所以，是不是一定使用高质量劳动力，取决于企业竞争需要。高质量劳动力意味着高工资、高成本，企业会从成本收益和竞争力角度衡量究竟使用高质量劳动力还是使用低质量劳动力。正因为如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可能出现逆向淘汰，高学历劳动者反而找不到好工作，拿不到好工资，出现所谓的“读书无用论”。

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教育既要满足社会需要，又不能简单产业化、市场化，因为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企业需求之间存在目标函数的差异性。如果教育完全按照市场需求培养人，就会出现功利化问题。市场需求瞬息万变，而教育的课程体系、专业设置等是有自身规律的。

2.高质量劳动力再生产的民生条件

高质量劳动力再生产，不仅仅包括劳动力素质，还包括企业和社会所提供的条件。

 (1)企业与高质量劳动力再生产的关系

从企业角度看，劳动力是在劳动过程中使用的，而劳动力的再生产则是在劳动过程之外。正是由于劳动力的使用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在时空上是分离的，所以对使用劳动力的企业来说，往往不愿意主动考虑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问题。高质量的劳动力再生产要求企业在对劳动力使用过程中必须要有限度，因为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环境、劳动保障等都对劳动力高质量再生产有重要影响。一个企业如果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劳动环境恶劣，就意味着在劳动过程中过度耗费了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以外劳动者难以在短期内恢复自己的劳动能力。这种状态持续循环，就可能造成劳动力萎缩性再生产，不可能再生产出高质量劳动力。

此，在劳动过程中，企业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环境、劳动保障等都是劳动力高质量再生产的重要条件。这些条件的形成和创造，不能单纯依靠企业的自觉性和道德约束，而是要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监督来实施。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也是为了给劳动者创造更好的劳动条件，让劳动力能够顺利实现再生产。

(2)个人和家庭劳动力高质量再生产的民生条件

在劳动过程之外，个人和家庭劳动力能否高质量再生产，主要取决于劳动者通过劳动所得所能购买到的生活资料的满足程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这表明，保证劳动者获得基本的劳动收入用于购买生活资料是维持劳动者标准质量劳动力再生产的民生要求，更是劳动者进行高质量再生产的基本前提，而更高的劳动所得是劳动者进行高质量劳动力再生产的必然趋势。恩格斯曾经将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资料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表明高质量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要求有更高的层次性。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看，要满足高质量劳动力再生产，个人和家庭的收入不仅能用于购买生存所必需的食品、日用品、居所等基本的生活资料，还要能购买发展资料甚至享受资料。

(3)社会为高质量劳动力再生产提供民生条件

劳动力再生产具有双重属性，即个人属性和社会属性。所以劳动力再生产不能仅仅看作是劳动者个人和家庭的事情，社会也要提供必要的“公共需要”,这些满足共同需要的产品直接关系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如果个人和家庭劳动力再生产处于萎缩状态，或者质量趋于下降，就不单纯对个人和家庭有影响，还会造成全社会劳动力短缺，甚至造成生产关系难以为继。高质量的民生产品与满足发展需要密切相关，包括满足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健康质量、智力和个性发展等所需的生活资料，如更好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高质量的民生产品与享受层次上的需要也密切相关，如满足个人和家庭闲暇需要、发展兴趣爱好需要等，这些都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形成更高质量的劳动力。而这些与民生相关的劳动力高质量发展条件，往往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性质，需要国家和社会来提供。

(4)劳动力再生产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

无论是劳动力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只要符合“标准质量”的条件，都属于数量和质量实现了统一。 

现实中，并不是劳动力质量和数量都具有统一性，可能出现劳动力再生产只有数量再生产，而不符合质量要求，比如我国农村曾经出现“超生游击队”现象，这从规模角度看属于家庭劳动力扩大再生产，但从质量角度看属于低质量的劳动力再生产，因为这些孩子往往没有户口，家庭生活比较艰难。再比如在美国，黑人家庭平均有3-4个孩子，这属于家庭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但由于黑人家庭的收入基本处于社会底层，所以劳动力再生产难以达到标准质量。

劳动力再生产也可能出现规模萎缩，但劳动力自身属于高质量再生产。比如本文前面提到一些发达国家年轻人，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选择不结婚或者结婚不要孩子，就属于这种情况。 

如何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符合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关键在于要解决好与民生相关的一些重要领域的问题。

三、从“需要”和“需求”的关系看民生政策

对于劳动力再生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运用个人主义方法，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展开研究。这一经济学范式认为劳动力再生产是劳动者自己的事，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也是用自己的工资从市场上购买，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住房、医疗、教育甚至社会保障，都应该通过市场化配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劳动力再生产具有双重属性，既具有个人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劳动力再生产的个人和家庭属性，就是确保劳动力被不断再生产出来；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属性就是从社会意义上，把劳动者不是仅仅看作生产要素，更要看作人本身。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力主要是作为生产要素，而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劳动过程之外，应该作为人本身来看待。从资本的角度说，劳动力的使用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资本家期望劳动力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工资越低越好，他们并不关心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反而在不断压缩、排挤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对劳动者进行再次剥削。 

如果我们考虑到劳动力再生产的双重属性，民生产品的政策取向就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其学理依据就在于在市场经济中，“需要”和“需求”这个两个范畴存在差别性。

“需要”(Needs)这个词作为术语，人们并不陌生，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明确提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里就使用了“需要”这个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1章，大量使用“需要”这个词，但英文对应有时候是“Need”,有时候是“Want”,这两个词有细微差别：“Need”强调客观的需要，而“Want”侧重“想要”的意思。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需要”英文使用的是“Needs”,体现了这种需要是一种客观的要求。马克思在分析使用价值范畴时，多处使用了“需要”这个词，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开篇就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再比如：“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然是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从马克思论述中可以体会到，使用价值就是满足需要的，换句话说，“需要”就是使用价值的“影子范畴”。 

“需求”(Demand)这个范畴是与市场交换关系紧密相连的，供求关系是市场运行层面的基本关系。需求与使用价值有一定关系，但也不完全一致。一般说来，在市场中只要有购买行为，就形成了有效需求，但这个购买形成的“需求”,是否真正满足“需要”就不一定了。比如中秋节的时候，月饼市场异常火爆，购买月饼的有两类人：一类是满足需要的，也就是自己吃的；另一类是作为礼品来购买的，不是满足自己需要的。商家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就按照礼品的需求生产月饼，结果就是月饼的包装越来越豪华，价格越来越昂贵，但月饼本身的使用价值并没有什么变化。这表明构成市场需求的力量并不一定是真正满足需要的，这种力量可能影响正常需要。近些年来，政府为了规范月饼市场的乱象，限制月饼过度包装，规定了包装价值在总价值中的比例。这个事实表明，对市场的监管和政策引导，区别市场“需求”和客观“需要”是很有必要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10章分析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时，也指出了“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的区别。马克思说的“社会需要”就是对使用价值的客观需要，这种客观需要在一定社会分工体系下，要求生产者之间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产出来的商品都能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实现交换。马克思说：“在需求方面，看来存在着某种数量的一定社会需要，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市场上有一定量的某种物品。”市场需求应该满足客观需要。但现实情况是“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实际的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这里再一次表明，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马克思这里不仅说明了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的区别，还说明了仅仅依靠市场需求不能揭示资源配置的深层规律。 

从民生的角度看，市场经济满足需求和满足需要在有些领域是一致的，比如人们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形成的市场需求，就是满足需要的。但在有些领域则存在差别，特别是与劳动力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比如住房、医疗、教育这些领域。 

住房是典型的民生产品，但是住房如果完全市场化，满足了需求却不一定是满足了客观需要的。比如市场提供100万套住房，从满足客观需要的角度看，可以满足100万个家庭。但是在市场交换中，很可能这100万套房子被10万个家庭买走了。从有效需求的角度看，显然是满足需求了，但并不是真正满足了客观需要。这里平均每家买了10套房子，9套是用来投资或投机的。其结果必然是把老百姓用工资收入来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住房需要，被迫变成了用工资收入去购买投机品，后果一定是买不起。但作为生活必需品，这是刚性需要，其结果只能让人们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年轻人成为“房奴”。 

再比如医疗，医疗提供的产品是一种特殊产品，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医疗满足的是一种“被迫需要”,谁都不愿意生病，只要生病就不得不去看病治疗，因此，这是一种“被迫需要”;另一方面医疗产品具有极强的专业技术要求，无论是医生诊疗还是药品的生产与使用，都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医疗产品的提供不能完全市场化，医生的收入也不能完全市场化。否则可能造成过度检查、过度用药、过度医疗，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从民生的角度来看，医院显然要定性为非盈利组织，医药之间可以适当分离，克服以药养医的问题。

教育也是重要的民生领域，教育的特殊性在于教育既是再生产劳动力的需要，也是塑造人本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所以，教育要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但却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方向去发展。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市场对人才的需要也瞬息万变，而教育对人才的培养却是有规律可寻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因此，教育要在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现在社会上由于教育市场化形成不必要的“被迫需要”,比如各类应试教育的辅导班，绝大部分对家长和学生来说就属于“被迫需要”。这类辅导班大多劳民伤财，扰乱正常教学秩序，破坏素质教育。

在满足民生需要中，有些需要属于“共同需要”,比如与百姓美好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如公园绿地、公共交通、生态环境等。这类民生产品由于其公共属性，更不能简单按照市场原则去提供，政府应当在其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 

我们党的民生理念非常明确，就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一系列民生政策上，都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关于住房，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关于医疗，提出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不断完善制度、扩展服务、提高质量，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服务；关于教育，提出发展素质教育，推进公平教育，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关于生态环境，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的民生政策导向不仅仅是依靠市场，满足市场“需求”,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真正满足人民“需要”。

四、从共享发展看民生走向

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对共享发展，我们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去认识。从生产力与共享发展的关系看，一个社会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越发达，社会产品越丰富，越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需要。当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并不是说只能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去考虑共享发展的问题。如前文指出，民生改善和发展的前提是有剩余劳动的出现，因此，我们今天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动共享发展理念也不是什么超前的想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随着剩余劳动的增加，工人越来越具备分享劳动成果的物质基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将会更加丰富，他们的生活要求将会增大。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家不会主动与工人共享劳动成果。尽管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所谓的共享经济，也有所谓的“福利国家”,但实质上这些“共享”的内容仍然没有超出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劳动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制度则不同，无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其内部的劳动者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此，企业创造的剩余，最终归劳动者共同占有，尽管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剩余占有和分配的范围不同，但性质是相同的。企业剩余由劳动者共同创造、共同占有、共同享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享”关系。因此，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与共享发展本质上是一致的，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性质企业与共享发展是一种内生关系。 

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从四个方面对“共享”范畴的内涵做出了明确的阐释：“一是共享是全民共享。这是就共享的覆盖面而言的。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二是共享是全面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内容而言的。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三是共享是共建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四是共享是渐进共享。这是就共享发展的推进进程而言的。一口吃不成胖子，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我们要立足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共享政策，既不裹足不前、铢施两较、该花的钱也不花，也不好高骛远、寅吃卯粮、口惠而实不至。这4个方面是相互贯通的，要整体理解和把握。”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就意味着消灭了绝对贫困，我国的民生问题彻底从满足“生存”需要转向了满足“发展”需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不仅描绘出未来民生方面的美好蓝图，而且强调：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消灭绝对贫困后，如何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呢?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共享发展来实现。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共享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为共享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鼓励勤劳致富，尊重劳动创造，为共享发展创造良好的分配基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平竞争规则，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合法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共享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落实共享发展是一门大学问，要做好从顶层设计到‘最后一公里’落地的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新成效。”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成功破解这道历史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