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更加关注保证人的基本需求，实现社会政策托底，支撑创造性破坏，否则没有宏观层面的支撑就永远会在微观层次，去保岗位、保产能、保企业、保产业，最后的结果就是旧的不能出去，低效率的企业不能退出。中国特色，就是七个“有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我们既要关注供给侧保持潜在增长能力，也要从需求侧，从共同富裕入手，去保障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实现潜在增长力。

我们发展经济、管理财富、力促增值，归根到底，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实现共同富裕，要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尽力做到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

促进社会性流动。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历史上讲流动的时候，主要讲的是横向流动，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非农产业、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这是横向。但是在横向流动中也有纵向，收入提高了，有些在岗位上获得了更高的提升。那个时候，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常快，让更多人进入教育序列当中。经济增长非常快，蛋糕做得非常大。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中等增长、中高速或者中速增长时期，劳动力的流动也显著放慢。在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向上流动。纵向的流动就显得更加重要。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和博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社会流动。

我们应该进入一个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进程之中，从数量上说，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倍增。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概有接近1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脱贫以后，绝大多数不是贫困人口，但仍是低收入群体，如何让他们逐渐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中非常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人数有近一亿人，还有一些反复脱贫，还有以前的低收入群体，规模相当庞大，一定是以亿来计的人数。按照经合组织的相对贫困标准，就是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按照我们的情况看，2019年的中位数，农村是14000元多一点，它的50%就是7000元多一点。2020年之后这个情况好多了，但是假设农村还有30%的家庭，或者30%的人口还处在相对贫困线之下，就意味着这是1.5亿以上的人口。如何让这些人口逐渐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呢？数量非常可观。进城的农民工，按照2020年平均工资标准，他们是4500元多些，当我们说中国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时候，其实月收入就已经是它的下限了。因此农民工也勉强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体，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很多基本公共服务的享受也不均等，只有把他变成城市居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否则的话他是非常不稳定的。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造成外出农民工和住在城镇的农民工显著减少。这部分人如何迅速把他们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意义巨大，足以实现倍增计划。还要让老年人过上中等生活。人口普查后，老年人口比原来想象得大，老龄化程度比原来想象的高，目前65岁及以上高达1.9亿，60岁以上高达2.7亿，这是一个庞大的中等群体后备军，如何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生活水平，是我们老有所养的基本要求。同时，这也是共同富裕的需求，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

很多人可能都读过波特写的《国家竞争力》，这里面讲到经济增长跨越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要素驱动，靠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来推动；第二阶段是投资驱动，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资本，可以保持高速增长；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越来越多要用技术和生产力提高；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但是，对波特来说，他说前三个驱动经济增长是上行的，恰恰到了财富驱动阶段，说是经济增长是减速的，而且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停滞。

因此，对中国来说，我们的核心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让两者同时发挥作用。简单地说，长期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供给侧的速度，是我们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但从现在开始，大概在2025年之前，我们越来越遭遇到需求侧的制约，也就意味着我们面临双重制约。按照这个分类，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两个阶段和两类手段结合，就意味着我们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

要更加关注保证人的基本需求，实现社会政策托底，支撑创造性破坏，否则没有宏观层面的支撑就永远会在微观层次，去保岗位、保产能、保企业、保产业，最后的结果就是旧的不能出去，低效率的企业不能退出。中国特色，就是七个“有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我们既要关注供给侧，保持潜在增长能力，也要从需求侧，从共同富裕入手，去保障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实现潜在增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