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从三个维度加以深化理解和把握。一是从“实现”的视角拓展对新发展格局内涵的理解。市场实现问题即社会再生产中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问题。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提出，既坚持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又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赋予其新的含义，实现了四个方面的发展创新。二是从世界大变局的视野加强对新发展格局国际循环的开拓。既要看到世界环境变化的挑战，毅然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立足国内，实行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又要看到世界环境变化的机遇和我国开放的坚实基础，在实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采取坚决措施，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三是从新时代新阶段的高度加强对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为主的把握。国际环境的变化，没有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民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事实。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住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畅通流通体系，改革流通体制，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妥善处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使二者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国际循环；扩大内需；畅通流通

一段时间以来，围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理论界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认识不断深化，有力地促进了对“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谋划，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经济社会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中，实现更高质量、更加持续的发展起到战略性的推进作用。对此，本文也谈一些看法，以供讨论。

一、从“实现”的视角拓展对新发展格局内涵的理解

对于新发展格局的内涵，目前理论界基本是从经济循环角度加以阐释的，基本的观点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的关键是需要进一步理解什么叫“循环”。

这里讲的循环，当然是经济循环。而经济循环，可以从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两个角度理解。就微观经济而言，是指单个市场经济主体例如企业的经济循环。对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部门中的单个产业资本循环做了经典的分析。马克思把单个企业的资本分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式，分析了单个产业资本循环需要经过的三个阶段，即购买阶段、生产阶段和售卖阶段。以公式表示即：

式（1）中，Ｇ代表资本的货币形态，Ａ代表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要素，Pm代表生产资料，而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是以商品形态Ｗ表示，Ｐ表示生产过程，Ｇ′表示生产出的商品售卖后增殖了的货币资本。

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产业资本循环是由一个生产阶段和两个流通阶段（买和卖）所构成的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是相互依存、紧密衔接的，任何一个阶段的停顿或滞缓，都会影响资本循环的实现和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由此得出，要使资本循环正常进行，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在空间上的同时并存；第二，产业资本三种职能形式的循环在时间上的相互继起。“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

在分析资本循环的基础上，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周转，指出，资本连续不断、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就是资本周转。若每次周转带来的利润量一定，则资本周转速度越快，在一定时期内带来的利润总量就越多。所以，要想得到更多的利润总量就要千方百计提高生产效率，缩短流通时间，加快资本的周转速度。

就宏观经济而言，也就是从国民经济整体而言，经济循环就是指社会再生产中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对此，马克思在对单个资本循环和周转进行阐述的基础上，也做了经典的分析。首先，马克思用社会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的总和作为社会总产品，社会总产品在价值形态上又称社会总产值，即ｃ＋ｖ＋ｍ。ｃ代表在产品生产中的生产资料的转移价值，ｖ代表凝结在产品中的由工人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ｍ代表凝结在产品中的由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同时，又将社会总产品在物质形态上，根据其最终用途，区分为用于生产性消费的生产资料和用于生活消费的消费资料，相应地，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Ⅰ）是由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所构成，其产品进入生产领域；第二部类（Ⅱ）是由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所构成，其产品进入生活消费领域。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是连续不断的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因此，研究社会再生产，一方面要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各个部分如何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即实现价值补偿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各个部分在转化为货币形式之后，又如何再转化为所需要的物质产品，即实现物质补偿的问题。社会总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经过流通进入消费，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在使用价值上得到替换，这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这个过程是在市场上完成的，如果社会生产的总产品得不到实现，那么无论是社会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都不可能继续，因此，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

如果把今天我们讲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马克思所分析的单个资本的循环和社会再生产的实现理论联系起来认识，可以发现，一方面我们继承了马克思的“循环”、“周转”和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原理，把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盯在国民经济的顺畅运行、持续发展上，也就是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上；另一方面，又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发展创新了马克思的循环、周转和社会再生产理论。这种发展和创新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新发展格局中的大循环，不只是单个市场主体的循环，即企业的生产、流通的循环，更重要的是国民经济的总循环，即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总循环，也即社会再生产的顺畅实现，是微观经济循环与宏观经济循环的统一。

第二，新发展格局中的大循环，不只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总循环，而且包括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交互进行的国际大循环。马克思当年的分析舍象掉开放的因素，但今天，企业的跨国经营、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产品价值链、供应链从一国扩展到多国，已经成为世界潮流，我国的新发展格局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第三，新发展格局中的大循环，不只是物质资料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大循环，而且是包括服务在内的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大循环。当引进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概念后，马克思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就可以表述为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问题。

第四，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运用到对新时代和世界大变局中的经济分析，经济大循环就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特别是在霸权大国逆经济全球化潮流而动、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世界经济正常要素流动秩序被打破的形势下，我国新发展格局中的大循环，势必以国内循环为主，这不是由哪个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经济运行的实际决定的。但世界总是发展的，在我国今后的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中，要密切跟踪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推动世界向着更加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适时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并因时、因势而动，使我们的方略不断适应发展着的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新形势。

二、从世界大变局的视野加强对新发展格局下国际循环的开拓

我国发展格局的变化，是由我国发展阶段、条件变化决定的，也是由外部环境的变化决定的。

自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世界经济的这种态势更加明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在2020年6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该组织表示，新冠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比预期更为严重，经济复苏速度可能比预期更慢。这尤其体现在消费疲软和储蓄率增加。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将使全球债务进一步攀升至创纪录的新高。平均而言，2020年各国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例预计为14％，比2019年高出10个百分点。ＩＭＦ强调，目前的预测也充满高度不确定性。如果出现第二波疫情，那么2021年的经济数据可能会更加糟糕。

基于这样的分析，可以认为，在看得见的未来，世界经济低迷、复苏乏力、不确定性增加将是一段时间内的常态。再加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的基本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

基于这样的外部环境，我们毅然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立足国内，实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显然是审时度势的明智抉择。但必须明确，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我国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坚实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特别是近些年来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开辟的国际市场多元化趋势明显，回旋余地较大。此所谓“世界之大，西方不亮东方亮”。以2018年为例，尽管由于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使美国市场在我国整个进出口市场中份额下降，但我国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仍达到305050亿元，比上年增长9.7％。其中，出口164177亿元，增长7.1％，进口140874亿元，增长12.9％；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83657亿元，比上年增长13.3％，其中出口46478亿元，增长7.9％，进口37179亿元，增长20.9％。我国有230多个贸易伙伴，是其中130个贸易伙伴的前三大进口来源地，是61个贸易伙伴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19年，这种格局更加明显。

这些情况说明，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实行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依然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更何况，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和平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再加上，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各国在利用国内条件发展自己的同时，势必利用各国交流的机遇和尽可能地利用外部条件加快自己的发展，国家之间的交流仍是大势所趋。

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中坚持推动国际循环，就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顺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演变趋势，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坚持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坚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和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三、从新时代新阶段的高度加强对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循环为主的把握

需要明确的是，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没有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民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事实。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向好的基本态势没有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制度优势仍在；国民经济拥有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转型升级空间广的优势仍在；内需潜力巨大，有需求旺盛的国内市场的优势仍在；良好的科技教育基础和数量巨大的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供给优势仍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制度创新优势仍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改革、建设和发展形成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仍在。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8.1％，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约9.5％。中国人民的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现行联合国标准下的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在这些优势面前，尽管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甚至使第一季度出现－6.8％的增长速度下降，但并未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实际上，我国经济第二季度已经实现3.2％的增长，第三季度已经实现4.9％的增长，全年实现正增长已没有什么悬念。其次，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特别是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和任务没有变。再次，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没有变。

从新时代新阶段的高度深化对新发展格局的把握，“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第一，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而言，从根本上讲，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不仅决定着社会供给的总量，而且决定着供给的结构。生产直接决定着经济增长和发展，而且可以创造投资需求，并通过分配创造和促进消费。在当前国际环境变化，进口受阻，某些商品产业链、供应链被迫中断的情况下，立足国内，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的转换。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创新步伐，大力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Ｇ技术、区块链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有效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壮大我国国民经济。其次要抢抓新科技革命的机遇，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这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再次，产业结构调整要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稳增长的重要依托，引导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做强做大新兴产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夯实粮食生产基础，打好扶贫攻坚战，把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

第二，扭住扩大内需战略基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发展的动力。需求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其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通常被称为国内需求。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把国内需求放在战略基点上，不仅需要而且可能，在当前受新冠疫情和美国贸易战影响出口受阻的情况下，更应该是这样。国内市场规模大需求强是我们的优势。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有了极大提高，中等收入人群逐步扩大。近些年，随着消费环境改善、产品质量提升和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加快实施，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要把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作为重点任务，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更加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扩大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分配领域的改革，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切实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着力解决分配领域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以此增强消费倾向、增大消费总量。同时要发挥投资潜力，促进产业升级、补齐发展短板方面的潜力。要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企业改革，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国家要继续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接惠及市场主体。要强化对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发展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支持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同时发挥多种所有制形式企业的积极性，带动上下游各类企业增加投资，共渡难关。

第三，畅通流通体系，改革流通体制。流通包括市场的购买和售卖两个环节，媒介着生产、投资和消费。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没有畅通的流通，则市场主体买不到所需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生产无法进行，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价值和产品得不到实现，无论是国内循环或国际循环都不可能得以顺畅进行。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改革流通体制、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抓好。

首先是深化企业改革，增强市场主体活力。最重要的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培育更多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外资企业都是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要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市场、政策、法治和社会环境，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在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企业经营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广大市场主体不仅能够正常生存，而且能够实现更大发展。

其次是深化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改革，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最重要的是：全面完善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加强产权激励；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培育和弘扬公平竞争文化，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

再次是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双向浮动弹性；加快全国技术交易平台建设，促进技术要素有序流动和价格合理形成；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方式；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提质增效，推进商品市场创新发展，完善市场运行和监管规则，构建优势互补、协作配套的现代服务市场体系；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发展“互联网＋流通”，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优化市场秩序，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索建立集体诉讼制度。

最后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软件建设，发展流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完善流通领域制度规范和标准，培育壮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四、妥善处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从世界发展变局和国内新时代、新阶段发展要求出发，分别阐述推进形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理论依据和实现途径，目的在于对问题分析的集中和深入，而绝非是说国际国内循环可以割裂开来，相反，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开放的经济中，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做了前面的分析之后，有必要将国际国内因素综合在一起，进一步阐述妥善处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以推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果舍象掉开放的因素，就一个国家的国内经济而言，经济循环的顺畅与否，一是取决于社会供给的总量和结构是否满足并适应市场的需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将市场的需求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统一起来；二是取决于社会需求的总量和结构是否与供给的总量与结构相适应。所以，实现以国内循环为主，就要从国民经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着力提高效率和质量，保持国民经济合理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持续扩大内需，不仅使生产出的产品和劳务能够顺利实现，而且能够使不断增长的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不竭力量。我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同时，我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居民储蓄率高，投资前景广阔。这些都是我国具有的独特优势，是国内循环的坚实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开放的条件下，外贸进出口、资本流入流出、技术的流动以及文化教育的交流产生的外汇流动等，构成了经济的国际循环。这种国际循环，与国内经济大循环一起，构成了国内国际经济总循环。无论是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都是这个总循环的组成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国际循环中的进口和外资流入，成为国民经济总供给的组成部分，出口和对外投资成为国民经济总需求的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就不仅取决于国内经济的循环，同时也取决于国际经济的循环。我国已经开辟了广阔的世界市场，无论出口还是进口都位居世界前列，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这些优势是国际循环的坚实基础。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要把这些优势结合好、发挥好，这不仅必要而且完全可能。实际上，在国内国际经济总循环中，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不仅不矛盾，而且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而国际循环越顺畅，就越能发挥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形成国际国内经济在技术创新、产业链供应链、产品和劳务等诸方面的互通有无、互相促进，这不仅会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还会为世界经济后疫情时代的恢复和发展注入新活力。

鉴于上述，在今后“十四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就要从国际国内经济的实际出发，着力妥善处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既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努力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发展，同时“又要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更有效率地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世界经济恢复和发展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