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笔谈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新形成了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坚实的制度保障，而且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建立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使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后人把这种在全社会范围内使用生产资料理解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列宁斯大林则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划分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

这些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实践无疑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但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后的多年探索，认识到我国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还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基础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由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一方面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方向不动摇，另一方面，又不能拘泥于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预测，而要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宗旨，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形式，探索适合于我国基本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实现形式。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所有制探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个体经济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一方面要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竞争力与控制力，更加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也要得到支持与鼓励。党的十五大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用“制度”固定下来。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发展混合经济。党的十九大进一步重申，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经过长期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探索，我国最终确立并不断完善了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这是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这一理论创新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都有了极大提高。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济制度的确立，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制度。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与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相适应，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可以排除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可能，从而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把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和报酬直接联系起来，从而使每个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行按劳分配，实现了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有利于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与公正，从而有利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实行按劳分配是人类历史上分配制度的一场深刻革命。但是，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相比，无论是生产力的发达程度还是生产关系的完善程度都有差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理论探索告诉我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能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经历了不断探索的过程。1978年我国在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开始将工资分配权下放给企业，由企业根据职工的工作实绩决定其工资收入，并且允许存在工资差距。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反对平均主义，除劳动以外其他生产要素可以参与收入分配。1992年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改革的逐步深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允许个人资本等各项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党的十五大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各项要素按照贡献参与收入分配。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经过长期的探索，我国终于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既是实践发展的结果，也是理论创新的结晶。这一理论的创新，同样极大调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都有极大提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最具突破性的理论创新。在对未来社会预测时，马克思曾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恩格斯也曾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初期，在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情况下，我国曾依据经典作家的论述，同时也学习借鉴最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做法，在一段时间里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实践证明，这种体制虽然在特定条件下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总体看是不适合我国国情的。

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探索，使我们逐步认识到，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不应该拘泥于个别结论，而应该注重把握他们进行这种预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但为什么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在是否存在市场经济问题上与后来的实践发生偏差呢?根本的原因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的社会主义在产生前提条件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是在经济相当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荣幸地发现，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做出这些预测的同时，也保持了十分的严谨和审慎。恩格斯说：“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他还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的改革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终结真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地落在马克思主义后继者的身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对于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市场经济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在总结过去实践经验教训并吸取理论界探索成果的基础上，1979年，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实出发，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92年邓小平在巡视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打破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对经济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后，各种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观点进一步涌现，并逐步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一次重大突破；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实践发展和理论认识的深化，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同时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反映了中国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达到新的高度。2017年党的十九大重申，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高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内在活力，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还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科学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在实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根据发展的实践进一步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都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以确立，是在只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看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这样的理论创新，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由单纯的所有制结构，拓展为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基本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在这个体系内部，尽管所有制结构仍处于基础性地位，但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而言，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不仅仅处于从属的地位，而也是处于基础的地位。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创新，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进一步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实践发展无止境，理论创新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发展也无止境。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关键节点，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标志着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有新目标新任务，中国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

实现新目标完成新任务，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国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制度优势显著，经济长期向好，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但也有一些不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包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就国际而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没有改变，和平发展仍是世界两大主题，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但霸权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面临冲击，国际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

面对这些机遇和严峻挑战，从总体上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内市场、深化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发展、文化建设、绿色发展、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各个领域取得突破性新成就。从发挥经济制度优势的角度说，就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进一步深化所有制领域的改革、分配领域的改革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直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临的挑战，通过深化改革，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中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和三个组成部分各自内部的关系。既坚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坚定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坚定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坚定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坚定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又坚定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涉及的各种经济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协调统一，从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