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法、方法论和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

从一般意义上说，方法是人们实现目的的手段或途径，是主体接近、达到或改变客体的工具或桥梁。方法论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方法论有不同的层次，包括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哲学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方法的理论；一般科学方法论是在各门科学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适应于多学科的一般方法的理论；具体科学方法论是关于某一具体领域、具体学科的方法的理论。哲学方法论是最根本的方法论，对一般科学的方法论、具体科学的方法论具有指导意义，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形成的基础。”“这三个层次的方法论的对象之间是普遍、特殊、个别的关系。”本文同意对方法和方法论这样的界定，在以下关于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方法论和方法的阐述中以这样的界定为前提。

经济学是在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一定经济制度基础上产生的，反映一定社会生产方式要求、揭示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经济学具有两种属性：一种属性是社会经济制度属性，反映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要求，代表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另一种属性是社会生产力属性，反映一定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经济发展规律的方向。

方法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和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反映一定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实现的根本目的和发展方向，因而不同的方法论是不同类型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在人类文明发展中，产生了两种根本的方法论：一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方法论在研究经济社会时也被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另一种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种方法论在研究经济社会时也被称为唯心史观。唯物史观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唯心史观则相反。由于方法论的不同，世界范围的经济学尽管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两类经济学就方法论而言是泾渭分明的。之所以泾渭分明，根本的原因是由经济学的社会经济制度属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中过渡性的制度，必然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西方主流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并以此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前提。

中国经济学从本质上说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新形成了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以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基础、本质要求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创新形成了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等系统学说。同时又具有一般性，在揭示中国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中，包含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社会化生产、现代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经济学的方法论尽管主要分为两类，泾渭分明，但经济学的方法可以有多种，而且不同类型的经济学可以有一些共同的分析方法和表述方法。这是由经济学的另一种属性即社会生产力属性所决定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要反映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揭示经济运动规律，由此决定在分析社会化生产、市场经济时，运用的一些具体方法就可以相同。

在此前经济学界的研究中，尽管学者们持有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对于经济学的方法都有比较多的研究，并且取得一些共识，特别是在经济学的一些具体方法，如实证的方法、统计的方法、模型推演的方法、计量的方法等的运用上共识更多一些。但分歧也存在，最深层次的分歧在于究竟是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论，还是坚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本文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也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方法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在对经济运行和发展层面的分析上有着一定的实用性和借鉴价值，但在用于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基础、理论基础、文化基础，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时，在面对中国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为什么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为什么要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时，则不可能提供符合中国实际的答案，反而可能误入歧途。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本文将吸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和方法进行探讨。

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学科，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经典的论述。马克思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完整的表述”。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该序言中有进一步的论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恩格斯曾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作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并认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做了经典的论述。他在详细引证并肯定了俄国经济学家伊·伊·考夫曼对《资本论》方法的评论之后，指出《资本论》的方法“正是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花费几十年的时间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其产生、发展的规律，撰写了不朽的巨著《资本论》，建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伟大厦。今天，我们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的知识体系，仍然要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作为普照的光，贯穿整个的过程。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人民主体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要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位，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原理，坚持运用改革是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原理，坚持运用事物总是联系和发展的原理，揭示中国经济社会运动的特殊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贯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可以具体表现为许多的方法，比如：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人民是历史主体的分析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以实践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等。这里要特别谈谈对于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特别重要性的抽象法和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

抽象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抽象法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科学思维过程：一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这是抽象法的基础和前提。科学的抽象是以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为依据的，因而具体存在的事物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经过科学的抽象，对普遍存在的具体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撇开次要的因素，从中找出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并综合它的各种发展形式及其内在的必然联系，阐明经济范畴，揭示经济规律。二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依据前一过程的结果，从最简单最基本抽象的范畴开始，循着由简单上升到复杂的思维过程，对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内在联系进行理论阐释，建立逻辑体系。上述两个过程归结起来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中国经济学运用抽象法，有利于将具体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又运用科学理论指导丰富的实践，同时有利于透过千差万别的经济现象把握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揭示在经济现象深处发挥作用的经济运动规律。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无疑应该很好地研究并运用这种方法。

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在经济学中运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一方面要坚持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这就是说，历史是逻辑的基础，逻辑则是历史在思维中的再现，因此，逻辑的进程和历史的进程具有内在统一性。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抛开客观存在的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关系而将经济范畴按历史先后顺序简单排列。因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在总的发展趋势上的统一，在某些具体细节上二者又包含差异和对立。历史总是包含有偶然的因素、次要因素以及迂回曲折的细节。逻辑则是通过对历史事实加工改造，抛弃历史细节，抓住主流，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能更深刻地反映历史。今天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深化对中国复杂经济现象的分析，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也需要运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如果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坚持和继承，那么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实践中，包括在长期领导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想结合，则是在方法论层次上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早是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毛泽东在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后来也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表达。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一种方法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长期坚持下来。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贯穿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就提出了三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二是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什么；三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关于第一个问题，理论界进行了长期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当时客观条件和认识深度的限制，也曾出现把不是基本原理的理论作为基本原理。本文作者曾经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基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二是基本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世界观和方法论。三是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包括劳动价值论、分工协作理论、提高劳动生产率理论、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理论、价格和价值规律理论、货币及货币流通规律理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理论、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等。四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和得出的理论。这些理论最核心的是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及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分配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竞争和垄断理论、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等。五是在对资本主义分析基础上，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科学预测得出的理论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理论、按劳分配理论、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有计划组织生产理论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以及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理论等。在这些基本原理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处于根本的地位。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国有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制度、特殊的国情，这都是从总体上认识的中国的实际。但认识这些实际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从当时所处的发展时期和阶段出发。例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状况就有所不同，所以具体的实际也有所差异。因此，中国经济学应该是随着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中国具体实际发展变化而发展的科学。

要准确把握中国实际，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和调查研究的方法。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一切社会现象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找到最后的根源。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也生产了自己的物质生活；在改变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并能够指导实践，能够回答实践提出的种种问题。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但是适应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总结经验，要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实践第一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途径。调查研究要客观、周密和系统，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综合，抓住本质，揭示规律，把握全局。只有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才能够真正把握中国的具体实际。没有调查研究，缺乏对中国具体实际的把握，只凭照搬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和现成理论，要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不可能的。

关于第三个问题。如果前两个问题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则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创造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理论，例如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农轻重协调发展的理论，处理好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中央与地方等若干重大关系的理论，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理论，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理论，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等，这些理论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科学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不仅指导了实践发展，也为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立的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飞跃。习近平经济思想，站在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前沿，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人民的关切和时代发展的要求，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什么要加强党对经济的全面规划和统一领导，如何加强和完善党对经济的全面统一领导，以及世界向何处去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原创性贡献。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集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于一体的理论体系，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且蕴含着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财富，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学创新贡献了中国智慧。

在总结长期理论和实践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做了新的概括，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在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必须坚持这样的方法论和方法。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新的征程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就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个结合发展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此前，虽然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把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涵，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还是第一次。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华民族有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经济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有过经济繁荣发展的辉煌，特别是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国产生了丰富的经济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集聚的知识和智慧，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例如，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泷本诚一在《欧洲经济学史》（1931）附录“重农学派之根本思想的根源”中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就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货币与商品流通时，也曾在第83注中讲到中国清朝人王茂荫的经济思想。王茂荫的货币理论有很多内容，其关键核心就是无累于民，它的实质在于希望能够在国和民之间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并不伤害各自利益，这是中国货币思想的一个积极因素。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著《儒教与道教》第一章在讲货币制度时所谈的就是中国，其中写到：中国的货币制度保持了十分古朴的成分，儒教经济政策观念比较符合财政学的观念，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有相通之处等。同时这部著作的部分参考书目也是对中国货币制度的详细阐述，说明当时中国的货币经济学引起了世界重视。

中华民族的这些深厚文化传统，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当代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传承与发展。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济思想的挖掘和阐发，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具有当代价值的经济思想弘扬起来，使中华民族优秀的经济思想与当代经济思想相适应，与现代经济发展相协调。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出新的阐释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出了新的阐释，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方法论，也是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开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境界的根本方法论。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好这一根本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包括：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五、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世界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开放的条件下，任何科学经济理论的产生，不仅要立足本国实际，也要立足世界实际。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世界具体实际相结合也作为一种方法论坚持和运用，加强对世界所处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运动规律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关于世界和时代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关于所处资产阶级时代的判断，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国家，而是以英国为典型，放眼全世界。在同一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仔细研究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揭示不仅以个别国家为典型，也是基于对整个资产阶级时代世界具体实际分析和把握基础之上的。

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处的时代相比，显然发生了变化。列宁很重视这样的变化，指出：“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必须特别指出能够说明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垄断的四种主要形式，或垄断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表现。”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世界所处时代的认识和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对世界所处时代的认识和把握成为党的重大决策的前提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立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习近平曾提出：“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要“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世界具体实际相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最早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决定》在总结运用和丰富发展执政党建设基本经验，论述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摆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时强调，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其后，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含义做了多方面的阐释。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理论旨趣的时代化。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的时代化；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时代化；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时代化。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既包括内容和形式的时代化，也包括语言和话语体系的时代化。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包含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时代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化；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代化。

本文认为，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做两个相互联系方面的理解：一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所处的时代要求、时代特征、时代实际相结合。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从世界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世界所处的时代要求、时代特征、时代实际相结合。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国内外新时代变化，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从这样的世界所处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要问题相结合。

但是，需要看到，相对于我国新时代新征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求而言，在立足中国实际的同时，以世界的视野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大的进展。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构建起来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指导，而且也为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世界具体实际相结合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运用一些具体的方法：

一是坚持统筹中国和世界两个具体实际。胸怀天下，放眼世界，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加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经济学的世界立场和重要方法。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时代总是不断前进的，加强对当今时代特征、发展变化和在经济全球化中提出的重大问题研究，揭示世界经济运动规律，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在前进中呈现的基本特征，是科学引领世界前进的前提和基础。世界经济运动是有规律的，研究国别经济的特殊性并从多国经济特殊性中把握世界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明确前进方向，坚定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引领和促进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是坚持比较研究。当代世界的客观事实是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存。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和发达国家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并汲取它们在发展中的教训；如何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摆脱落后和贫困，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认识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南北问题和东西问题等。要从比较中找出科学的答案，丰富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四是坚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原理。加强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的研究，加强对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研究，加强对国际市场的研究。世界市场的存在和运行状况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对于开放的中国而言，认真研究并把握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国际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外贸市场、产业链、供应链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当代世界需要研究的课题还有很多，这里讲的只是一部分。总之，站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时代发展的高度，以全球视野研究当代世界和时代的基本特征、经济社会运动规律，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和历史责任。

六、科学把握坚持中国经济学根本方法论与学习借鉴其他方法的关系

坚持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和方法，其目的是用以分析和解决繁杂的经济问题，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分析历史、现实，把握未来，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用以指导我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本文之所以特别强调在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要坚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论，是因为实践证明只有坚持这样的方法论才是建构中国经济学的的根本之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各个学科建设都取得可喜进展，特别是作为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学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进展。如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理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理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论；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坚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坚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理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理论；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坚持统筹安全和发展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坚持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创新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坚持和运用，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的创新成果。

强调在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坚持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论和方法，并不否定或排斥要学习和借鉴其他有益的方法。今天，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生发展，现代科学大大地发展了。而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信息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些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逐步被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这对于经济学而言是十分有益的。现代科学方法还会不断发展，在经济学中还会被广泛地运用，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充分地吸收和借鉴现代科学的方法。

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在发展中也都积累了本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如历史学中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方法、社会学中的社会调查方法，等等，这些方法也可以为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时借鉴。

西方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国家长期经济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学，虽然有其特定的制度基础和适应性，但对社会化生产、市场经济等分析和得出的理论也包含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其分析方法如实证的方法、模型推演的方法等也可供我们学习和运用。在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应该认真学习和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经济学界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方法和表述方法被大量引进到我国。这一方面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对改变我国经济学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规范分析有余而定量分析不足、抽象分析有余而实证分析不足的状况，推动我国经济学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在实践中运用这些方法，例如宏观经济中的总供求分析法、发展经济中的模型推演法等等，对宏观政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也出现过食洋不化、照抄照搬，把西方经济学的具体方法作为方法论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不有效解决，将对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带来负面影响。

应该看到，近十年来随着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论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论学习和运用的强化，上述问题有了改观，但在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进程中，进一步把握好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方法论和方法与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具体方法的关系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基本的方向就是习近平所指出的：“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这里说的“老祖宗”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是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是区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试金石。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越来越令世界瞩目，建构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在国内，许多学者都自觉加入到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行列中，并取得了可喜进展。但仔细看现有的主张和成果，有的是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根本的方法论分析和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并尝试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有的则偏重把中国经济问题置于西方国家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以西方国家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剪裁中国经济。这样做不利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反而有可能与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衷南辕北辙。

注：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2JJD790044）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来源：《经济研究》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