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重大命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强调“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要“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为我们深刻认识绿色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在绿色发展理念内在要求、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三个层面，新质生产力表现为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带动生产要素及其构成创新，推动人与自然高水平和谐共生，不断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提供关键支撑。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的先进生产力，在循环结构绿色转型中推动生态产业化，在循环动能绿色转换中推动产业生态化，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有机结合中形成国民经济绿色循环。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的先进生产力，有助于加快提升绿色消费资料的供给能力和水平，促进绿色消费观念普遍形成，并通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培育绿色消费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绿色生产力；绿色发展；生态产品

一、引言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重大命题，为我们深刻认识绿色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十五五”规划建议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出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发展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一种内生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本质上有机统一。对该重大命题在学理上深入研究，不仅是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化和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当前学界就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关于新质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关系的研究。刘伟（2025）指出，新质生产力包括低碳技术，其发展将会推动传统生态“外部性”内在化，同时产生更多新的环境“外部性”。张宇（2024）则指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体，自然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就是生产方式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过程。周文和许凌云（2024）指出，新质生产力从在改造自然中发展，转向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实现跃升，完成了由发展生产力向保护生产力的转变。新质生产力是将生态环境等要素纳入生产函数的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就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绿色发展理念的新质生产力。蒋永穆（2025）进一步指出，绿色生产力概念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基本观点的延续，并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上进行了拓展，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二是关于新质生产力如何推动绿色发展的研究。韩文龙（2024）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重新认识人与生态的关系，新能源、新材料等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在保护自然和生态的资源约束下，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靳晓春（2024）认为，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求，摆脱传统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应有之义。丁任重和高雨萌（2024）进一步指出，新质生产力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实现“双碳”目标为导向，以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发展新动能、发挥新要素作用为路径。具体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应该坚持生态优先理念，发展低碳循环经济，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和生活方式（齐承水，2024）。新质生产力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生产力三要素的生态化重塑，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开辟绿色发展新境界（岳奎和曲秀玲，2024）。

上述研究对我们认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的内在关系有很大启发。然而，既有研究尚未对“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大命题的学理基础、内在机制深入系统研究。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绿色发展理念内在要求、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三个层面出发，揭示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内在机制和运行规律。

二、新质生产力是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是因为新质生产力必然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绿色发展的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新质生产力作为新发展阶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科技创新带动生产要素及其构成创新，推动人与自然关系实现高水平和谐共生，并通过供给优质生态产品培育高品质生态环境，拓宽生态财富转化为经济财富的路径，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提供关键支撑，从而表现为绿色生产力。

（一）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人与自然高水平和谐共生的先进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本质特征、发展路径等内容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根据这些论述，结合绿色发展的特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属性。

第一，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有助于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智能化新动能、新要素，为发展绿色产业培育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科技创新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统一的产物，马克思曾以机器为例，强调它们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以及“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一方面，人是自然中具有创造性的主体，其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脑力劳动形成对客观规律的认知，反映科技创新的目标和方法，体力劳动则是该思维过程的实践应用，反映科技创新的具体结果。另一方面，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依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被改造和利用，自然资源数量和环境容量是科技创新的客观约束。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创新主导下，新质生产力实质上是智能化生产力（张宇，2024）。智能化生产有利于人才发展，推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高效协作，在三个方面提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水平。其一，借助大数据和机器学习训练使脑力劳动突破对自然的认知边界，使大至太空宇宙、小至基因量子都成为人们的生产空间，能够开辟新的环保领域。其二，通过认知模拟增强脑力劳动理解复杂系统、逻辑推演、自主决策的能力，激发体力劳动精准调控自然资源的新动能。其三，应用脑机接口、人机协同等技术生产出生态产品，为体力劳动者保护环境创造新物质资料。综上，新质生产力在传统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从分散化、标准化转向复合化、灵活化中形成，催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的新方向，能够推动人们高水平开拓并保护自然，增加资源数量、扩展环境容量，极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二，新质生产力能够优化生产要素及其组合，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这有助于自然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跃升，为人与自然协同发展培育新模式。生产力本质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所改造自然的合力，既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生产中投入的数量关系，也包括这三个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的构成关系。其中，风、水、蒸汽、电等自然力与生产资料结合形成自然生产力，直接参与或间接从属于劳动过程。基于此，生产要素创新在数量关系上表现为新生产要素投入，在构成关系上表现为要素内部组合方式的创新，而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就体现为生产要素创新及其优化组合。从数量关系看，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共同扩张的数量越多，所耗费自然生产力的规模也越大，就越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绿色科技创新，形成新型劳动者、生态产品、环保设备、清洁能源、生物材料等新生产要素，有助于合理限制自然生产力的增长规模和速度，有效降低生产的资源环境代价，进而产生自然资源利用的高效能。从构成关系看，新型劳动者和新型生产资料的智能化组合，能够优化自然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不仅提高了自然生产力的投入产出比，还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不同于传统生产力采取粗放型、外延式、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新质生产力通过生产要素创新实现量的合理增长、质的有效提升，形成集约型、内涵式、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

第三，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能够推动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互统一，这有助于开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高水平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层次，特别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内在关系，决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际状态。在农业文明时期及以前，即便局部环境被破坏，自然也有充足时间自发恢复。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与自然处于天然共存状态。工业文明时代以来，西方国家大多经历了以环境换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大幅提升，却导致生态失衡、环境退化等严重问题，人与自然相互冲突。为了摆脱这一错误发展模式，超越西方国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认识与实践，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奋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内在要求经济发展兼顾环境治理，社会主义生产力跃升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因此，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人与自然关系，是生产力高发展水平上的和谐共生关系，新质生产力由技术变革、要素变革、产业变革催生，不断提升环境保护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是以高水平保护为重要支撑的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要求，在具体实践中，就是要通过高水平保护，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韧性支撑与创新动能（黄承梁和方世南，2025）。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新质生产力促进全部门、全行业、全社会有序开展高水平环保活动，加快传统产业体系绿色转型，推动人与自然关系充分实现和谐共生。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还是不断创造出更多剩余的发展（刘凤义，2023）。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供给优质生态产品，加强清洁能源利用、废物资源化、污染精准防治，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路径，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实现扩大再生产，推动国民经济循环迈向更高水平。

（二）新质生产力是不断增加优质生态产品的先进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并要求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在不断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扩大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促进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而拓宽生态财富向经济财富转化的路径。

推动绿水青山所代表的生态财富转化为金山银山所代表的经济财富，客观要求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这是因为，一切物质生产的起点都是人对自然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由生命本身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社会新陈代谢……需要系统性的恢复”。这说明，生态环境不仅是自然生产力的重要来源，还是经济运行中资源更新和废物循环的关键保障。除了用于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社会劳动产品中未被消耗的残余和消费后的污染排遗都必须回归生态环境，通过生态系统功能实现分解代谢，从而转化为可再利用的资源。因此，生态环境质量反映生态系统功能对经济活动的支撑作用，生态系统功能越完善，其发挥越稳定，生态环境质量就越高，对经济活动的支撑作用就越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然而，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经济活动是有限的，只有推动环境保护内生于经济发展，才能持续提升环境质量。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在于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通过积累生态财富、促进生态财富向经济财富高效转化，拓宽“两山”转化路径。

加快培育高品质生态环境，充分激发生态财富转化为经济财富，就是要运用新质生产力供给优质生态产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这既是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的必然要求，也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带来不利影响的重要手段。”迄今，学界对生态产品的界定视角并不一致，主要分为要素视角和功能视角两类。从产品的投入要素来看，生态产品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生态产品只由生态系统提供，是为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提供且被使用的货物与服务贡献，包括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类，涵盖自然要素和农林牧渔业的初级产品。广义的生态产品不仅包括狭义的生态产品，还包括清洁技术、循环利用、降耗减排等途径生产的生态友好型产品（曾贤刚等，2014），以及生态农产品、生态工业品、生态旅游服务等对人与自然无害或危害较小的绿色产品，是人类社会消费的终端产品或服务（张林波等，2021）。要素视角强调生物活动的投入，弱化了人与其劳动在改造自然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容易把构成高品质生态环境的自然要素和环境保护活动（一种经济活动）混淆在一起，也难以根据劳动过程区分生态产品和其他具有生态友好特征的绿色产品。

为了厘清生态产品的内涵、建立有效的分类方式，本文基于劳动产品满足人类客观需要的使用价值属性，即根据功能视角来界定生态产品。从产品发挥的功能来看，生态产品是指恢复和增强地球生态系统的自净化能力的劳动产品（庄贵阳等，2024），比如在保障生态安全、改善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等活动中产生的物质产品及相关服务（徐浩庆等，2023）。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生态产品是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劳动产品，是生产力发展中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再生产的“枢纽”。生态产品用于维护、改善，甚至重新修复生态系统功能，直接促进资源环境可持续再生产，有助于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即增强生态系统功能，从而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人类劳动和自然力共同参与生态产品的生产过程，二者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人类劳动是生态产品生产的动力源泉，是人们有序组织、自觉修复生态环境的物质力量；自然力是生态产品生产的客观前提，依靠生态系统功能发挥作用，能够使生态环境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恢复。根据生态产品生产中人类劳动的参与程度，由低到高排序，本文将生态产品划分为三类：维护类生态产品、改善类生态产品和再生类生态产品。这三类生态产品的生产方式也有所不同。其一，维护类生态产品用于维持生态环境功能，并延缓环境退化，其生产大多依靠自然本身的恢复能力，包括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海岸带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灾害防治等。其二，改善类生态产品用于严重受损和亟待修复的生态环境，有助于直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人工修复为主、自然恢复为辅进行生产，比如人工固碳、气候调节、空气净化、植树造林、洪水调蓄、水质净化、景观建设等。其三，再生类生态产品用于资源替代和废物再利用，几乎全部依赖人工修复，既包括合成可再生的生物质，比如再生水资源；也包括废物处理服务，比如工农业废弃物的降解与资源化、生活垃圾的清洁焚烧等。

从优质生态产品的生产来看，构建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有助于优质生态产品成为社会化生产的内生要素，并进行多元化供给。生态产品和生态环境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生态环境的自然整体性和多样性是生态产品生产的前提，客观要求生态产品纳入社会化大生产，满足多元化需要。一方面，生态产品有没有、质量好不好，直接影响新质生产力的潜能和优势。自然是一个有机总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生态环境具有公共属性，只能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所有。为了避免分而治之对生态环境造成系统性破坏，生态环境治理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通过社会化生产有序实施，而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生态产品能否被纳入社会生产活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难以容纳生态产品的社会化生产，这是因为具有公共属性的生态环境是非营利性的，不能被私人完全占有或商品化，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之间存在根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生态产品不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外部性因素，而是内部性、支撑性要素。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演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构建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有利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广泛参与，共同促进优质生态产品的社会化生产。对此，中国按照生态环境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原则，在生态环境领域实行全民所有制，由国家机构“统一行使”、地方政府“代理行使”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基于此，明确生态产品的产权，丰富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类型，合理界定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等权责归属。这有助于生态环境有偿使用、优质生态产品有效供给。另一方面，生态产品为谁所有，决定了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是否稳固。各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具有天然差异，在空间上分布不平衡，治理起来难易程度不同，具有一定的局域性和异质性。需要明确的是，有一些维护类生态产品生产难度大、范围广、周期长，出于对生态安全战略的把握，只能为国家或地方政府所有，按规划供给，比如长江“十年禁渔”保护工程。除此之外，大部分生态产品的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可以被界定，例如人工固碳产生的碳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利于因地制宜、采取多元化生产方式供给优质生态产品。中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之间，革新生态产品的所有制关系，使各经济主体高效开展分工与协作。基于此，建立全面覆盖的数字孪生系统，统一监管、模拟仿真、预测优化生态产品的生产过程，有利于充分实现高品质生态环境全民所有，推进优质生态产品的多元化联合生产。

从优质生态产品的消费来看，构建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有助于新质生产力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规划供给的生态产品，不同类型生态产品消费的比例关系如何决定，实质是生态产品的分配问题，由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来决定。马克思指出，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取决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自然力不直接创造价值，因此，生态产品的价值量由提高相应生态环境质量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针对部分生态环境，需要顺应自然规律，充分保障其自发恢复的时间和空间，生产相应维护类生态产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较短，该种生态产品的价值量较低；然而，部分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必须主动投入一定量的人工修复活动，生产相关改善类、再生类生态产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较长，该种生态产品的价值量较高。根据公有制、非公有制、混合所有制经济主体所处生态环境的差异，推进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来引导。这一过程中，关键在于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公平、合理、有序分配各类生态产品。在发挥有效市场机制方面，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构建相应的价值核算体系。比如，使用卫星遥感技术，动态监测各类自然资源的消耗量、恢复量和生物的活动量，采用智能化传感网络，完善匹配生态产品市场供需信息的数字平台，支撑优质生态产品价值高效转化；在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方面，可以通过国家监管、系统规划、制度设计，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生态保护补偿、生态损害赔偿等体制机制，保障多元化优质生态产品的可持续消费。

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供给优质生态产品的过程，本质是生态财富直接转化为经济财富的过程，催生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新路径。同时，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中，优化多元化生态产品的配置，有助于我们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激活高品质生态环境所包含的潜在经济价值。

（三）新质生产力是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提供关键支撑的先进生产力

根据“十五五”规划建议对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促进社会再生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从而表现为绿色生产力。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具体实践，其转型的过程，实质是不同经济活动相互作用、相互关系构成的经济体系的变革过程。生产和消费是一般性概念，生产决定消费的物质基础，消费反映生产的根本目的。生产方式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不仅具有生产的一般性质，还体现为特定的国民经济运行方式；生活方式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不仅具有消费的一般性质，还表现出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从社会再生产出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内在关系，既体现在两大部类的相互作用中，也体现在国民经济循环四环节的相互关系上。 

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系统推动优质生态产品生产与价值实现，能够有效推进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双重转型。从社会一般生产与消费来看，优质生态产品不仅满足物质生产对高品质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满足人民生活对高品质生态环境的需要，是支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关键要素。如前所述，新质生产力以优质生态产品为内生要素，通过新科技条件、新经济动能、新要素基础催生绿色生产新动力，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经济价值增长的新产业、新模式、新路径，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在此过程中，生产关系越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上述作用的水平越高、范围越广。

在社会生产方面，推动优质生态产品生产与价值实现，有助于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有机融合，促进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创新生态产品所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能够推动社会生产主动调节并适应环境变化。根据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流程，生态产品在社会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可以将生产过程分为生产前端、生产阶段、生产末端三个阶段。在生产前端，资源消耗的程度影响生态环境质量，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的自然生存条件。应主要生产维护类生态产品，对政府单位实施绩效管理，对市场主体强化损害赔偿责任。比如，通过基因工程和气象技术加强生物活动的抗逆性，推动物种保育、生态减灾等，能够显著提升自然资源禀赋。在生产阶段，废气、废水、废渣排放的数量与规模影响生态环境质量。应侧重生产改善类生态产品，以政府为主导投入财政支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市场交易机制，如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等，激励企业采用新技术进行人工固碳、过滤吸附液体有害物、压缩焚烧固体废物，提升自然资源的碳吸收和存储能力，降低环境污染程度。在生产末端，废物再利用的水平影响生态环境质量。关于如何节约生产条件，马克思指出，“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为了加快废物自然消解、转化、再利用的过程，应着力生产再生类生态产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并鼓励各地政府购买此类生态产品。同时，允许特定企业获得特许经营权，培育具有强分解力的微生物菌群，降解大气、土壤、水源中的垃圾，将之转化为有机肥料、沼气、蛋白饲料等可用资源，可以有效提升废物再利用的规模和效率，进一步补充生产前阶段的自然消耗。总体上，在生产全过程的有机联系中，遵循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规律，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有力推进资源环境再生产，重塑社会生产过程，为绿色发展培育生态富源基础。

在社会消费方面，推动优质生态产品生产与价值实现，有助于高品质生态环境普惠共享，促进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在马克思看来，用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消费资料属于总剩余劳动产品。生态环境具有公共属性，能够普惠全体社会，因而生态产品的消费能够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和企业主体创新、国家规划引导和政府监督支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推动更多社会剩余转化为生态产品，不仅能够保障国家和政府扩大公共性生态产品的直接供给规模，还可以引导公有制、非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生态环境治理与建设。基于此，搭建生态产品监测、核算与交易的智能化系统，能够促进各经济部门之间系统性协作、有序生产优质生态产品，并科学合理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样有助于高品质生态环境充分满足社会全体人民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因此，培育以生态产品为内生要素的新质生产力，必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加快形成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仅直接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也间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因此，构建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推动生态产品生产与价值实现，有利于新质生产力转化为绿色生产力，支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这一过程不能依靠单一的流通领域或者分散化的个体力量，而是必须从国民经济循环总体出发，推动生态产品广泛生产、公平分配、科学配置、合理消费。

三、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的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然推动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绿色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抓住经济结构调整这个关键，把绿色低碳作为鲜明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各地区各部门共同努力，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并强调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什么是绿色生产方式？对此存在不同理解。本文认为，广义的生产方式是指国民经济循环中社会再生产各个部门构成的有机总体，既包括各产业部门（或部类）的相互关系，也包括国民经济循环四环节的辩证关系。基于此，我们认为绿色生产方式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从产业层面看，绿色生产方式包括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另一个层面是从国民经济循环层面看，绿色生产方式渗透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国民经济绿色循环。

（一）在循环结构绿色转型中推动生态产业化

生态产业化，是指在部类基础上创新性拓展生态产品部门，内在要求优化循环结构。在此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合理调节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持续推动国民经济循环结构绿色化升级，促进生态循环有机融入经济循环。

第一，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以国民经济两大部类的动态平衡为前提。生态产品再生产是社会的、历史的过程，由特定生产关系塑造，依托于相应的社会经济再生产结构，内在要求两大部类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实现动态平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导致国民经济循环结构失衡，造成生态产品再生产萎缩。科技创新活动通常使生产资料部类（第I部类）中各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率先提高，产生超额剩余价值，进而吸引新资本不断涌入，形成产品过剩。该部类产品过剩造成的污染总量大、毒性强，具有集聚性，更易造成环境危害。而生态修复活动通常在生产领域之外进行，人类劳动较少参与其中，大多依赖自然缓慢的自我净化，具有长周期性。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由科技创新主导，以自然力和生产资料组合关系的优化为基础，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扩大再生产。为了实现这一扩大再生产过程，既要遏制资源错配与浪费，也要防范生产过剩与过度污染。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调节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并引导市场创造性配置那些由于污染、浪费、供给不足而被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的自然资源，有利于持续扩大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规模。在此基础上，以智能技术、要素和设备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信息通讯网等智能基础设施，加深数据、算力、算法在疏通循环堵点、修复循环断点中的应用，新质生产力能够合理调整国民经济循环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基于此，推动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内嵌于循环演进过程。

第二，基于国民经济循环结构优化的新路径，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独立化为生态产品部门。只有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才能满足高质量发展对高品质生态环境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在更广空间、更长时间、更大规模上有序推进环保活动。新质生产力及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循环结构进一步优化，为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其独立化为新经济部门。马克思指出，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所以说，推动生态产业化，必须实现生态产品部门的新拓展。从物质生产来看，新质生产力推动公共产品数字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动数字产品共享化，为社会成员在更高水平普遍占有自然的社会关系创造了新的物质基础。因此，生态产品部门的新拓展，是内容上日益丰富的社会生产与其生产关系的扩展。从人民生活来看，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物质财富积累，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以分为个人需要和共同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有利于消费资料部类（第Ⅱ部类）的生产规模扩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个人需要；另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剩余产品的增加，并推动剩余劳动向必要劳动可持续转化，从而促进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高品质生态环境的共同需要。因此，生态产品部门的拓展，也是内容上日益丰富的社会需要的扩大。综上，国民经济循环结构优化不仅为生态产品部门拓展塑造了良好的生态空间、提供了安全的生态屏障，持续激发新剩余的创造，而且将该剩余长期转化为循环结构绿色转型的动力，促进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水平一同螺旋上升。

第三，生态产品部门可持续发展持续推进国民经济循环结构绿色转型，体现为生态产业化。生态产品部门是由维护类、改善类、再生类生态产品的扩大再生产构成的多元化总体。对国民经济循环两大部类来说，生态产品部门具有特殊性：生态产品部门的产出（生态产品）能够同时满足生产资料部类（第I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第Ⅱ部类）的需要。因此，生态产品部门具备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的双重属性，难以直接归属于单一部类，生态产品部门发展与国民经济循环结构绿色转型内在统一。基于该特殊性，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有机融合过程，实质是依托生态产品部门这一核心“枢纽”，使生态、生产、消费三循环统一为一个可持续、高质量有机总体的过程。

新质生产力及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能够有效推进生态产品部门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嵌入两大部类实现融合化发展。其一，在生态产品部门内部，针对不同环境状况调配人工修复的比重，使维护类、改善类、再生类生态产品分别实现效益最大化。广泛应用5G通信、数字平台、物联网等技术，将生态环境呈现为可量化、可溯源的虚拟信号并精准归类，有利于借助网络效应提高生态信息的传递效率，从而提升各个生态产品部门的人工修复效率，提高生态产品再生产的规模和效能。其二，在生态产品部门与两大部类之间，根据生产生活需要，协同组织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再生产，形成“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环境治理系统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要把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有机统一起来，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努力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作用下，构建多元化生态产品部门的新型管理体制和一体化配置机制，能够使生态产品价值在全社会广泛识别、高效实现，深度融入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总体上，推动生态产品部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能够保障国民经济循环结构绿色转型，这一生态产业化过程有利于全面激发社会生产剩余。

（二）在循环动能绿色转换中推动产业生态化

产业生态化，是指加快各个部门的生态化革新，内在要求转换循环动能。在此过程中，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更新跃升为基本内涵，有助于优质生态产品同生产劳动与其他生产资料一样，成为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生产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指出，推动技术改造升级，促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因此，在各个部门内部，运用绿色科技创新，引领生产要素的生态化转变与组合，有利于国民经济循环动能绿色转换，推动传统产业部门向绿色产品部门优化升级。

第一，绿色科技创新催生产业生态化新动能。在部门内的经济活动中，技术客观反映人对自然认知的实践方式，技术构成揭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比例关系。科技创新实质上是通过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有效结合，将新生产目标、新知识技能、新工艺方法等应用于生产的过程，从而节约物质要素投入、提升劳动生产率，驱动生产力发展。从工业革命的历史来看，机器化程度越高，被节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同时，生产力的进步必然要求深化对自然生产力的利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传统技术进步下的劳动时间节约，主要体现为消耗生态环境来替代劳动支出，这种方法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依然延续：无论是电子通信设备使用、数据中心运行，还是大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都显著加剧了自然资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这种节约具有片面性，其动能亟需转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提高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水平，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绿色科技通常指利用生态产品开发清洁能源，或者生产出绿色农产品、绿色工业品等绿色产品的技术。特别地，以生态环境与其包含的资源或污染为直接加工对象、表现为产品形态的绿色科技本身就是生态产品，比如恢复水质、降解有害物、分解垃圾的微生物发酵技术。因此，发展绿色科技，有利于节能节材、加快废物循环利用，推动劳动者科学使用各类生产要素并提升其产出率，从而有效统筹劳动时间节约和自然资源节约的关系。基于此，新质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从单一经济导向的节约，转向经济财富与生态财富相统一的全面节约，有利于各部门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不断跃升。

第二，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生态化转变是产业生态化的重要条件。以绿色科技的革命性突破为引领，新质生产力正在重塑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从劳动者来看，绿色科技的广泛应用，在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同时，降低了生态环境的虚耗，节约了各个部门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因此，绿色科技创新有利于劳动者的生态化转型——以生态优先为导向，规范劳动过程、对劳动者进行生态教育，推动新型劳动者成为产业部门中最革命的要素（刘子嘉和刘凤义，2025）。以数字技术强化教育、培训和实践，系统性强化劳动者在生产与生活中的素质与技能：即掌握系统的环境知识、合理控制资源环境的环保意识，以及具备自觉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实践能力。从生产资料来看，绿色科技革命正催生传统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生态化革新。一是劳动资料，传统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劳动资料正在逐步被清洁能源、智能设备、循环控制系统等资料所替代。二是劳动对象，传统资源消耗型的原材料与产品，日益被可降解材料、生物基材料、环境友好型产品以及可循环利用的物料所取代。总体上，绿色科技创新在劳动过程中有两条作用路径：其一，作为生态产品的绿色科技创新直接融入生产要素，表现为监测类、修复类等技术，直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其二，其他绿色科技创新表现为节能减碳类、替代类等技术，针对机器设备、基础设施等生产资料进行绿色化、低碳化改造，生产出绿色产品，从而间接降低生态系统功能的耗损程度。因此，新质生产力通过绿色科技引领生产要素的生态化转变，有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生态化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不断推进国民经济循环动能绿色转换，体现为产业生态化。新质生产力是新型劳动者与新型生产资料相结合所释放的新动能，是塑造高品质生态环境、创造更多生态财富和经济财富的先进生产力。优质生态产品逐步跃升为社会生产不可或缺的要素，实现对传统生产力的绿色革新。在自然富源的基础上，生产力的发展“既不是来自资本和劳动本身，也不是来自某种不同于资本和劳动、但已并入资本的自然力的单纯利用。它来自和一种自然力的利用结合在一起的劳动的较大的自然生产力”，在新发展阶段表现为集约、洁净、低碳的绿色生产力。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实现生态化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这样有利于在全产业部门内，优化新型劳动者与生态化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其一，推动单一部门的各企业在用能结构、原料结构、产品结构上改良工艺并调整生产流程，通过优化管理方式，使劳动者在利用与改造自然中，深刻理解并顺应自然规律，充分发挥与保护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创造能力。其二，广泛应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推动生态化生产要素在各个部门融合化、协同化、共享化使用，使各部门一同参与绿色制造与其价值分配。其三，持续优化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碳、提高循环效率，系统性重构相互联系的部门生产全过程，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此，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构建新型柔性生产组织形式，对生态化生产资料实现全面节约；并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从“末端治理”迈向“源头预防”与“过程控制”，使单位自然资源投入创造出更高的经济与生态双重价值，以保障生态系统功能安全、稳定、有效发挥。这一过程显著增强了经济韧性，创造了新增长点与就业机会，有力推动国民经济循环动能绿色转换，从而催生出庞大的绿色产业体系。

（三）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有机结合中形成国民经济绿色循环

如前所述，在产业层面，生态产业化为产业生态化提供实现载体，拓展了发展的生态边界；产业生态化为生态产业化提供新型绿色驱动，代表了生态产业化的应用方向。为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发展必然使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在社会再生产四环节中有机结合，在国民经济循环层面，推进发展“含绿量”和生态“含金量”协同提升，形成国民经济绿色循环。

在生产领域，推动生态产品部门支撑绿色产品部门高效发展。国民经济形成绿色循环内在要求生态环境可持续再生产。生态环境的再生产是客观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活动，既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过程，也是最终产品生产的早期阶段（张俊山，2008）。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促进生态环境再生产的活动从连续的生产过程分化为独立的产业部门，构成社会化分工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产业内分工来看，生态产品能够作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前端、生产阶段、生产末端三个阶段。从社会化分工来看，生态产品改善绿色产品生产所依赖的生态基础，是绿色产品生产的根本支撑；绿色产品则是生态产品投入使用的必然延伸，即绿色产品是在消费生态产品并改善生态环境后，利用高品质生态环境生产出来的结果。推动生态产品部门支撑绿色产品部门高效发展，具体表现为：对生态产品部门扩大规模、丰富品类、提升品质，基于此，推动具身智能、6G通信、量子科技等颠覆性技术发展，打造近零排放的绿色制造业、绿色服务业，发展绿色供应链，构建新能源和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并逐渐提升此类部门的经济比重。同时，构建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有助于各个经济部门内的劳动者通过社会化联合节约利用生态产品，广泛生产出绿色产品。这种节约的出发点并非资本利益最大化，而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从而“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因此，推动生态产品部门可持续发展，能够支撑绿色产品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广泛提升。

在分配领域，完善全民共享生态产品的社会形式。在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同时，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能够使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蔡文成和包雨灵，2024）。因此，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态产品全民共享作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内容之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动自然惠益向公共利益转化，促进更多先进的生产要素和资源条件向生态产品部门集聚，有助于生态产品的分配模式从低效占有转向高效共享，催生更多绿色产品。这种共享模式兼顾公平与效率，能够打破权属不清、市场失灵造成的生态产品供给困境，保障生态产品满足社会共同需要。除了政府直接保障“纯公共生态产品”全民共享以外，“半公共生态产品”的分配，可以依据市场的参与程度，由低到高，形成两种具体形式：一是采取权益型共享模式分配半公共生态产品，侧重分配的公平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支持出让、转让、抵押、入股等市场交易行为。政府可以通过界定生态环境的使用权配额（比如排污权、用水权、碳排放权），针对不同区域、规模、产能利用率的企业进行初始分配，并借助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等手段，确保环境保护者和受益者共享发展成果。二是采取交易型共享模式分配半公共生态产品，侧重分配的高效性。森林公园、生态走廊等可以在政府统一监管下实施特许经营，让特定企业承担一定运营成本，并获取相应收益，来提供游览、维护等必要服务和设施；或者允许部分企业利用市场开展投资运营，将部分优质生态产品转化为可直接交易的高附加值服务，例如森林康养、生态观光等休闲产品和康养服务，进一步激励优质生态产品再生产。

在流通领域，推动不同生态环境尺度下生态产品的合理配置。根据已有研究，生态产品在超大宏观、中宏观、微观三大空间视域下，表现出不同的生产劳动性质与价值特征（庄贵阳等，2024），本文将生态环境依据空间尺度划分为宏观、中观与微观三种样态。基于此，政府和市场都是促进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手段，其结合形式取决于不同生态环境尺度下生态产品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生态环境的空间尺度越大、地理单元越完整，其公共属性就越显著，相应生态产品中自然生产力的作用也就越大，那么就越需要国家和政府的直接干预；生态环境的空间尺度越小、地理单元越分散，相应生态产品中劳动的参与程度就越高，便越有利于市场化供给。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宏观与中观维度的维护类生态产品能够以纯公共产品形式直接调配，而中观与微观维度的改善类生态产品以及微观维度的再生类生态产品则以半公共产品的形式流通。在纯公共生态产品的配置上，政府能够规划配额，推动剩余劳动向必要劳动转化，“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促进经济发展的公共利益、人民享受的共同福祉全面提升。在半公共生态产品的配置上，大部分生态产品的产权在特定空间维度下易于划分，可以利用市场机制进行价值核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之一便是“将抽象的生态功能转化为具有明确产权边界、可交易属性的价值载体”。有学者称此为“虚拟商品”，认为在国家干预下，这类产物是具有商品形式的事物，但其本身并不是私人劳动产品，也不局限于生产要素领域（谢富胜和杜欣林，2022）。因此，从根本上看，社会主义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供给，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商品货币关系向一切公共领域的渗透，而是要利用好价格机制，科学衡量社会劳动的分配比例，促进多元化生态产品高效合理配置。

在消费领域，推动不同生态环境尺度下生态产品的充分利用。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一种空间，这决定了维护类生态产品、改善类生态产品和再生类生态产品的消费也具有不同形式。从宏观来看，生态环境表现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一范围内的生态产品以维护类为主，比如全球海洋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其消费也具有全球性，必须协调独立性国家主权与整体性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从中观来看，生态环境通常表现为特定国家或者区域内部各个地理单元的组合，比如流域生态系统、城市群生态系统。该尺度下的生态产品以维护类与改善类为主，包括流域水土保持、区域气候治理、生态功能区建设等，其消费不仅受到宏观整体制约，还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从微观来看，生态环境聚焦于城市绿地、乡村农田等更小的空间单元。相应生态产品与各个企业的经济活动之间密切关联，具体表现为城市公园绿地的建设、农田生态系统的综合整治等，改善类与再生类生态产品应用广泛。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微观环境样态的生态产品，其消费具有显著的在地化特征，是人类活动干预生态环境最为直接和频繁的领域，因而也面临较大的被破坏风险，此时，企业是推进生态产品充分消费的重要主体。

综上所述，发展新质生产力及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通过促进国民经济循环和生态循环相互统一，既为创造惠及全体社会的生态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高品质生态环境的共同需要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推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根本动力。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有机结合中，新质生产力推动国民经济形成绿色循环，表现为绿色生产力。

四、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的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然推动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在人类活动中，只有推动生活方式绿色转向，才能彻底走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绿色发展目的是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绿色生活方式主要包括消费资料、消费观念、消费方式三个方面，新质生产力在绿色消费资料生产、绿色消费观念形成、绿色消费方式培育中发挥重要作用，表现为绿色生产力。

（一）加快提升绿色消费资料的供给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绿色生活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概念的创新运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生活方式”的表述，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认识。在狭义上，生活方式是人们表现自身生命的活动方式，其具体表现由消费资料的生产活动决定。这是因为，消费资料的再生产过程，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必需的物质条件、间接再生产出人本身的过程，而消费资料的特性决定了人们生产消费资料的方式，这样一种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特别的是，对于能够自给自足的消费资料，其生产方式直接就是生活方式。在广义上，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生活方式是指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部分上层建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色生活方式”，是对狭义生活方式概念的创新性阐释和发展，强调生活性消费作为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具有绿色特征：既包括绿色消费资料方面，比如“绿色生活方式涉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也包括绿色消费观念、绿色消费方式方面，比如“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

绿色消费资料是构成绿色生活方式的物质条件，必须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在提升绿色消费资料供给能力与水平中的关键作用，以夯实绿色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绿色消费资料具有两类：一是满足共同需要的生态产品，能够从整体上降低社会消费的环保成本；二是满足个人需要的绿色产品，能够促进私人消费节约、低碳、健康发展。生态产品和绿色产品用于生活性消费的比例关系和质量如何决定，其实质是生态产业化和绿色产业化如何协同发展的问题。

协同促进生态产业化和消费资料部类中的产业生态化，有助于提高全部绿色消费资料的供给能力和水平。消费资料部类（第Ⅱ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速度通常滞后于生产资料部类（第I部类）发展，如果消费资料部类无法充分吸纳生产资料部类产出的生态化生产资料，那么它的绿色化供给能力和水平就会受到制约。其一，必须积极推进生态产品的高水平消费。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根据各地区生态环境的特性，设立与之相适应的环保分区；坚守生态红线、优先修复生态脆弱区，精确投放多元化生态产品，这样能够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缩小各地区生态建设的差距，既有助于改善居民环境健康素养水平，也为各个分区消费资料部类绿色化提供了广泛的生态空间。其二，必须循序渐进提升消费资料部类中绿色产品部门的比重。中国正在施行《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从两大部类的生产结果看，大规模设备更新正是生产资料部类的绿色化，而消费品以旧换新则推动消费资料部类的绿色化（荆克迪等，2025）。从两大部类的内部关系看，设备更新反映出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生产资料（主要是固定资本存量）的智能化、轻量化、生态化改造，能够显著提升资本周转速度，率先推动生产资料部类的落后产能有序退出、新兴产能绿色制造；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交通服务、农业机械化、教育、文旅、医疗等民生领域的装备绿色升级，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合理调整消费资料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保障其对生产资料部类的绿色产能实现高水平吸纳。更进一步，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利于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消费资料部门出清，反向拉动绿色产品部门增长。

（二）促进绿色消费观念普遍形成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促进绿色消费是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倡导绿色消费本质上具有内在一致性。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消费观念的特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满足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需求，在消费观念上呈现出物欲式、加速式、污染式消费特征，人们会为了消费而消费，不断透支生态富源（沈广明，2025）。而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使用价值需要，消费观念也会不断向环境友好方向转变。在中国，衡量经济活动质量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刘凤义，2023）。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因此，新质生产力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先进生产力，在生态富源中促进绿色消费，能够促进共同富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高品质生态环境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质生产力发展有助于引导环保、低碳、节俭、安全的绿色消费观念普遍形成。其一，促进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能源消费是社会消费中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必须大力建造光伏储能、公共充电网络和绿色电网，不断开拓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市场，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售后服务。其二，提升人民绿色消费的意愿。完善绿色产品的专利和标识认证，辅以绿色运输、绿色采购等政策，能够保障绿色消费安全开展；通过发放“消费券”和“以旧换新”补贴等，逐步提升享受型绿色消费的比重，能够激励人们进行绿色消费，潜移默化增强社会环保意识。其三，在全社会发起广泛动员，鼓励绿色出行、节约资源、垃圾分类成为人民的自觉行为和日常习惯。近年来，中国积极弘扬生态文明理念，人们逐渐具备可持续消费认知，能够主动选择环保的产品和服务，但仍然有部分人欠缺生态意识。为了全面深化并普及绿色发展理念，需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与新媒体，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绿色生活宣传。

在此过程中，绿色消费观念能够推动环保活动成为人民生活的必要组成，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其一，在社会再生产中，绿色消费观念重塑人改造自然的劳动能力，促进劳动者的生态化转变。其二，在人的再生产中，绿色消费观念引导人们从被动享有生态惠益转向主动爱护生态环境，共同参与高品质生态环境的建设。比如推动农文旅融合，不仅使农民增产增收，还带动更多农民共同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助于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生态文明发展格局（姜长云，2025），从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向更高水平系统跃迁。

（三）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培育绿色消费方式

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持续提升人民的绿色消费水平，在全社会范围内公平推进绿色消费是培育绿色生活方式的必然要求，对此，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生态财富全民共享，引导绿色消费方式广泛实现。人民如何消费，指的是人和消费资料的结合方式问题，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绿色消费方式则建立在绿色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反映绿色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实践的重要标志，党的全面领导是生态环境公共属性充分实现的根本保障，为绿色生产方式形成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党的全面领导能够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从而牢牢把握绿色消费方式的培育方向。生态环境中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界定，本质区别于自然私有化或自然资本化，必须确保生态环境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原则，防范企业因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而变卖环保资产的非法牟利行为。其一，党的全面领导能够施行严格的监管制度，对生态产业化企业赋予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核心任务，对产业生态化企业规范降碳、减污、节约生产的目标责任，从而有效防控上述风险，维护生态安全。其二，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和公有制企业能够发挥引领性、示范性作用，从生态环境质量较高或恢复情况较好的地区出发，逐步提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经济比重。比如，到2030年，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达到15万亿元左右。其三，党的全面领导有助于利用智能化平台，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从而健全各类生态产品的权益一体化交易机制；同时，还能够激励非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投融资模式创新，促进耐心资本流向起步难、回报期长的生态产品部门，加大多元化优质生态产品投资。

党的全面领导能够激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潜能，从而有效推动绿色消费方式加快形成。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在宏观与中观生态环境尺度下，生态产品和绿色产品通常采取独立的形式相互结合。而在微观生态环境尺度下，一些生态产品和绿色产品深度融合。比如，由维护类生态产品和绿色产品融合形成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由再生类生态产品和绿色产品融合形成的“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这类融合化结合方式可以按照总体与局部劳动的关系进行价值实现，有利于提高该部门的投资回报率，进而有助于人们同时享有两类绿色消费资料。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优化消费环节中生态产品和绿色产品的结合方式，扩大绿色消费范围、提升绿色消费效率。其一，对于生态产品和绿色产品各自独立、相互结合的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同时，重点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跨区域智能调节生态治理的成本和收益，使得绿色消费资料供给地和受益地即时反应、高效互动。其二，对于生态产品和绿色产品深度融合的形式。明确哪些生态工程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由公有制企业牵头，从而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推动作用；而哪些生态项目鼓励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参与，从而规范资源环境交易市场。基于此，推动智能化、无人化技术赋能存储、控温、输能、净化等流程一体化运作，推进资源回收、水源治理、景观建设等活动与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前后衔接、循环联动。这样不仅提升了生态产品的供给品质，还有助于以生态惠民促进绿色富民，带动相关产业的劳动者增产增收，进一步降低绿色消费的门槛。

五、结语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大命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内在关系的高度概括。绿色发展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求，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科技、新动能、新要素、新产业、新模式与新路径。在绿色发展理念内在要求、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三个层面，新质生产力表现为绿色生产力。从发展理念来看，新质生产力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要求，强调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统一关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量的合理增长。生态产品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内生要素，有助于生态财富不断转化为经济财富，是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关键支撑。从生产方式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生态产业化解决绿色发展的内部结构问题；通过产业生态化解决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问题；从而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有机结合中，协同提升发展“含绿量”和生态“含金量”，推动国民经济循环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中实现绿色重塑，形成绿色生产方式。从生活方式来看，新质生产力加快供给绿色消费资料，在倡导绿色消费观念、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方式中，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有助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综上，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发展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既是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重要着力点，也是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根本力量。为切实将新质生产力转化为绿色发展的强大动能，必须坚持党对绿色发展事业的全面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将发展绿色生产力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进行系统谋划，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纳入党和国家事业总体布局。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快构建促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政策体系。一方面，推进生态产业化，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明确产权界定、价值核算、经营开发等全链条规则，使生态产品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内生要素能够合规、高效地参与市场配置，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另一方面，推进产业生态化，通过绿色金融、绿色税收、绿色标准等政策杠杆，引导传统产业向低碳、零碳乃至负碳方向转型升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内在统一。最后，要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将绿色生活方式的培育纳入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整体布局，通过完善“碳普惠”等激励型制度设计，使居民绿色消费能够获得社会认可与价值反馈，形成需求侧绿色消费拉动供给侧绿色生产的内生循环，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与绿色生产方式相互促进的良性局面，汇聚起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注：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政治经济学研究”（22&ZD050）。本文的脚注和参考文献请查看期刊原文。

作者：刘凤义，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张佳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子嘉（通讯作者），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来源：《经济学动态》2026年第3期）